1944年美国《亚洲和美国》杂志曾经报道说：“在他（卢作孚）的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曼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陶瓷，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家的餐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作为总经理，卢作孚却没有多少民生公司股票，仅有的一点还是朋友们看不过去凑钱替他买下的。
从一开始创办民生，卢作孚就抱着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这一点，就像他年轻时的偶像张謇一样。他们的情怀，正如余英时在《儒家伦理和商人精神》中所描述的那样：
“他们似乎深信自己的事业具有某种庄严的意义和客观的价值，对于自己投身的商业抱有一种自傲的心理。在他们的创业和经营中，都多少保持着一种超越性的动机——挣钱的目的已经不再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享乐和世俗的欲望，也包括财富带来的权力和声誉、因能使无数人就业和家乡经济繁荣而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正因为如此，卢作孚视人格尊严为生命，这样无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绝对不能接受，更何况他在北京请张祥麟吃饭用的是自己的钱。
哀莫大于心死。
2月8日晚上，卢作孚一个人在家，他服用过量的安眠药，含冤离开了人世。
在结束生命之际，卢作孚用钢笔在一张毛边纸上，给相濡以沫的妻子留下一份简单的遗嘱：
一、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得悉噩耗，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立即发去沉痛的唁电。同年3月14日，黄炎培写下了《卢氏作孚先生哀词》：“呜呼作孚！君为一大事而死乎！君应是为一大事而生，君以穷书生乎无寸金，乃大集有钱者之钱，以创‘民生’……呜呼作孚，君其安眠吧！百年后，有欲之君者，其间诸水滨。”
卢作孚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他生前有一句名言：“做事有两要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作为社会革命家，他的实践能力尤为突出。
纵观卢作孚一生，不仅志向远大，而且肯动脑子，能下死工夫。在他身上，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比他年长40岁的张謇的影子。但他和拥有状元功名的张謇不同，他没有学历，自学出身，完全是一介布衣，他做事业的难度因此也更大。他创业的时机也不好，是在1925年，没有赶上“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最有利的发展时机。等到十多年后，民生公司有了起色，成为长江上不可忽略的航运力量时，又遇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可以说他生不逢时。但是他硬生生在波涛汹涌的长江上，在波诡云谲的大时代里闯出了一片天地。最宝贵的是，他为人谦和，两袖清风，却投巨资建设家乡；在国难当头时，又舍小家顾大家。因此，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对他表示敬意。生为同龄人，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在和黄炎培谈到我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举出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他们都是为发展我国民族工业有过贡献的人。”另一位同龄人梁漱溟常对人说：“作孚先生有过人的开创胆略，又有杰出的组织管理才能，这是人所共见的。人们对他的了解多在此，但岂知作孚先生人品之高尚更是极难得的呀！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这样的品格，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找不到。”
在他离世几十年后的今天，重庆人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这位最伟大的儿子。如今，在重庆北碚公园内的高坡上，是后人为纪念卢作孚而修建的“作孚园”，这是他与爱妻蒙淑仪女士最后的安身之地。园中石碑颇多，石碑上都是晏阳初、梁漱溟等人为怀念老友而刻的语句。墓后，一块大理石墙上，刻着卢作孚生前的名言：“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