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赔本的生意，天长日久，他们能赔得起吗？
其实，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堵截”方案：外商在宜昌至重庆段这种亡命的干法，是以长江下游和沿海航线的运营作为后盾的。彼此互补，目的就是要把民生掐死在川江上。
三大外轮公司如此咄咄逼人，川江上下顿时风声鹤唳。
1935年年初，有人便预言：本年必然倒闭两家大公司，一个是美国籍的捷江，一个就是新起的民生，因为这两家公司都是只经营川江航线。在如此惨烈的竞争下，他们难逃一死。
这时民生的财务状况也不乐观。在连续多年的并购中，民生资金链紧绷，融资渠道也不通畅，并购中还承担了其他公司的一些债务。到1934年年底的时候，公司负债已有70多万元。
三大公司沆瀣一气，怎么办？不降价，就可能揽不到生意，只有等死；跟着降，赔本赚吆喝，无异于找死！
1935年6月，美籍捷江公司终于撑不住了，轰然倒塌。三大外轮公司接着死死盯住了民生，等着看民生的笑话。
民生将如何突出重围？
此时，“九一八”事变已爆发4年，日本侵吞中国的野心越来越明显，民众爱国热情日益高涨。民心可恃，卢作孚在逆境中得到了最可靠的支撑。面对外资的步步紧逼，重庆一带的民众自发地提出了“要坐民生船，不坐外国船”，工商业者也不把货物交给外轮公司运输。
民生公司给员工解决了那么多事情，员工都齐心协力解决公司的事情。当民生公司陷入重围、资金链面临断裂之时，公司员工也爆发出高昂的爱国爱公司热情，疾呼“为公司争口气”“勒紧肚皮，也不让民生公司被外商挤垮”。员工们向公司提出，可以缓领或少领薪水。一些职员只顾忘我工作，根本“不问发薪多和少”，誓与公司共渡时艰。
民生的员工送票到每一家旅馆，动员中国人坐中国船；开船前，天不亮就到旅馆接客人，年纪稍大的客人就把他背上船；到站后，送客人上岸，打起洋伞为他们遮雨遮太阳。他们还有一手更绝，就是在长江沿岸各码头，组织当地的乞丐，排队迎接那些外国船，当中国人从外国船下船时，乞丐们就齐声喊：“中国人要坐中国船”等，这些人羞辱难当，就不敢去坐免费外国船了。
困难时刻，卢作孚充分施展了灵活机动的手法，体现出他一贯的“原则的坚定性、策略的灵活性”，争取多方支持，尽快脱困。
民生公司一方面降低成本，一方面积极争取客货来源，顶住了外轮公司的压力。此时，四川地方当局颇有远见，对民生给予大力支持，帮助民生获得了重庆至长寿、涪陵和万县诸航线的专营权，并让民生包揽特货运输，使民生的收入大增，缓解了资金危局。
针对三大外轮公司在客运上的降价，民生公司的对策是：不打价格战，提供新服务。他们加快了轮船的改造和更新，增加了船上的救险设备和生活设施，安装了无线电台、电冰箱、蒸汽消毒柜、电风扇、收音机；增添了浴室、卫生间、阅览室、娱乐室；为旅客代办电报和邮件收寄业务。这些，过去在川江上的中国轮船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1935年冬季，民国著名的女作家陈衡哲与丈夫任鸿隽从汉口乘船入川，坐的就是民生的船。她说，坐民生的船，感觉到一种“自尊的舒适”。
就这样，民生不仅没有垮掉，一年下来， 还接收了捷江公司的7艘轮船和码头设备。而从1930年到1935年期间，民生共计收购华轮28艘、外轮15艘，一举成为川江航运老大，英、日轮船公司彻底失望了。
至此，四川境内凡有可通航河流的地方，就有民生的船在行驶。最可称奇的，是1934年民生公司的“民法”轮沿岷江上溯至成都，停泊于九眼桥下。此乃成都有史以来第一次开来轮船，引起了全城轰动。
乘风破浪终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