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公司兼并军轮的过程颇为坎坷。原来，这些军轮公司的经理们全是军阀的三亲六故，他们经营这一行已尝到了大大的甜头—— “亏本有东家，油水归自己”。这样的好买卖哪里去找？卢作孚要拿走，他们怎么舍得？
卢作孚在洽谈过程中，做了很大让步，出价很高，且婉言相劝。他后来说：“当时要收买的船，无论如何我总是主张不要惜钱，他要多少，我就给他多少。”他看得明白：在搬开了军轮这个绊脚石后，民生的发展空间将会非常大，“在轮船收买以后的利益，至少比没有收买的为多”。
民生公司从重庆到合川的航线虽然只有几十公里，但却跨越了两个军阀的防区。合川是二十八军师长陈书农的防区，重庆则是二十一军刘湘的防区。两个防区交界处的北碚镇，匪盗横行，却无人过问。航道即便通了，而“人道”不通，民生公司同样无法前行。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为了统一航运，卢作孚只得着手去打通军阀的关节。陈书农好办，用钱便疏通了；但是刘湘因为与杨森结怨，而卢作孚曾是杨森的亲信，所以刘湘处处与他为难。卢作孚去找刘湘，刘湘甚至不面见他。
卢作孚便采取迂回路线，重金收买刘湘所敬奉的算命先生刘从云。刘从云对刘湘说，卢作孚所办的航运利于刘湘的风水五行，刘湘从此转而支持卢作孚，甚至到后来越发器重。
杨森是卢作孚的朋友，卢作孚一张口，他手下的船就直接划归民生经营了；操作最困难的，是刘文彩属下的“蜀通”、“南通”、“昭通”三轮。
刘文彩是四川省大邑县人、四川军阀刘文辉之兄。卢作孚曾经亲自去叙府，与刘文彩面商，希冀以一个公平的价格收购他的3条船。但刘文彩不愿交出，“王顾左右而言他”。卢作孚只得转赴成都，与刘文辉商讨。刘文辉早就不同意他哥哥经营航业，于是电令刘文彩无条件合并，后来又当面斥责乃兄：“你们纵容底下的人办轮船，这事是那样简单能办好的吗？应该交给卢作孚，凑合一个朋友，办成一桩事业。”但刘文彩仍对其弟的命令阳奉阴违，一直拖到爆发了“二刘之战”（刘湘、刘文辉之战），这3条船落入了刘湘之手，才由刘湘将3条船租给民生公司使用。
1932年年底，民生公司的船只总数量增加到19只，总吨位为7000吨，职工人数增至1071人。至此，与公司刚成立时相比，轮船总吨位已增长100倍，职工人数增长80倍。至此，长江上游的几十家中国轮船公司，全部成功整合在民生的旗帜下，形成了航运界声威赫赫的“中国航母”。此时，距“民生”轮初航，不过6年时光！
从后来的发展事态看，“化零为整”、“统一川江”的意义极为重大，这不仅仅是一项经营战略，还是民族经济力量的一次高效聚合，它为下一步与列强势力争夺航权，乃至为全面抗战开始后的战时运输，积蓄了巨大能量。
夺 路
民生在川江上下，“化零为整”，希望一统江湖。
卢作孚忙得欢，别人也没闲着，特别是太古、怡和、日清3个外资轮船公司，一直在旁边虎视眈眈。为了对付日渐强大的民生，这3只“庞然大物”开始行动了。
他们或明或暗，或联手出击，或单打独斗，对民生实施打压。
第一招就是压低运价，不惜亏本运营，希望把民生拖垮；第二招更阴，直接收买渔船，去撞击民生的船只。
为打压民生，英商太古公司故意放低运价，由上海运至重庆的棉纱，每包运费由原来的25元降到8元。这个价位，仅相当于每包装运起卸的人力报酬。
怡和不久也加入降价行列，竟然与太古联手，把棉纱运价降至每包2元；其他如药材每100斤原运价为6元，他们降至1.2元；一担海带，只收0.25元。这样的运价，还不够船上的燃料费，等于倒贴钱运输。
在客运方面，他们也屡有“奇招”。日清公司规定，凡在宜昌至重庆段乘坐他们的船，可以不买船票，船上还另送日本洋伞1把。免费坐船，这一手，够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