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票的对象一般是富商巨室、下野官员和隐居的豪门。荣氏集团董事长荣德生、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仙、中法银行公司总经理魏荣廷等都有被绑票的经历。不幸的是，严裕棠很快也成为其中的一员，而且还被黑两次，真是极为罕见。
1928年10月22日，上海滩秋高气爽，艳阳高照。上午九点三刻，严裕棠从家中出来，乘上自家的黄包车去公司上班。车到怡和码头附近时，两个持枪歹徒从一部黑色汽车中跳出来，挡住了黄包车的去路。车夫见绑匪只有两个人，假装顺从地把车子放下，趁绑匪把注意力放在严老板身上时，他一个箭步上去，从后面抓住一个绑匪厮打起来。车夫力气很大，他一边扭打一边高喊“抓强盗……”路边围观的老百姓越来越多，绑匪一时惊慌失措。严裕棠见有脱身之机，猛一转身，一拳头朝持枪威胁自己的绑匪打去。绑匪见势不妙，连开三枪，所幸慌乱之中无一射中严裕棠要害。这时，巡捕赶到，两个匪徒一逃一抓。严裕棠身负三处枪伤，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才回家。
被绑票还能当场逃脱，严裕棠真是万幸。但谁也没有想到，事隔3年多，严裕棠又遭厄运。这一回，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1932年5月4日，上海滩春光明媚。上午8点多钟，严裕棠坐上了自备汽车去光裕公司上班。车到公司门口，严裕棠正欲下车，突然从斜次里冲出三个持枪匪徒，连人带车在公司门口将他劫持。严裕棠被带到一座楼房二楼的一间朝北小屋，由一个彪形大汉负责看管。由于绑匪目的是勒索巨款，所以他们在生活上并不苛待严裕棠，每日里好饭好菜相待。
半路上，严裕棠的司机被匪徒推下汽车,他马上到巡捕房去报了案。严家公子们闻听此事都大吃一惊,迅速商量对策营救父亲。为保老父性命，严氏昆仲决定“私了”,即花钱赎票。经过电话来回试探，绑匪提出50万元的预期价格，并提出要与严家人当面谈判。
严氏昆仲担心绑匪不守信义，扣押谈判者，借此增加要价，一时陷入踌躇。此时，距老严被绑已半个多月。这时，严家好友张子廉拔刀相助，使绑票案的侦破一下子出现了转机。张子廉是三星棉铁厂老板，与严裕棠是多年好友。从严裕棠被绑架开始，他一直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并自费雇人跟踪绑匪。
6月3日夜，张子廉与巡捕房总稽探陨士霖一起，向严家兄弟通报了绑匪动态，并与他们商量对策。6月5日，警方的营救行动开始，严家亲友急切地等待警方消息。下午4点多钟，严裕棠突然独自一个回到了光裕公司。
原来，中午时分严裕棠听到屋外人声嘈杂，走廊里的来往脚步声很是杂乱，他意识到外面可能发生了异常情况。一阵杂乱声后，外面又是死一般寂静。严裕棠轻轻打开房门，探头看去，果然不见一个人影。他马上疾步下楼，奔出庭院，刚跨出铁门，门前一辆车上下来一个大汉想拖他进车。严裕棠逃命心切，拼命将这个大汉推倒，夺路而逃。正巧，前面有辆人力车，他奋力跳上人力车，一路奔向光裕公司。
再次被绑，严裕棠身心受到很大伤害。脱险之后，他总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但被杜月笙坚决阻止了。这位大佬叮嘱严家从此不要再提此事，免得再生是非。大佬的话自有道理，不能不听，但严裕棠总觉心里堵得慌，便决定去香港散散心。
严庆祥亲自把父亲送上码头。登上海轮，严裕棠望着浊黄的江水，顿生离愁别绪。他回过头来，望着岸上送别的长子，不禁老泪纵横。
分 权
临去香港前，他当着几个儿子的面，将光裕公司经营大权全数交给长子严庆祥。上船时，严裕棠叮嘱严庆祥：“ 创业难，守业更难。这个家由你来当了，兄弟之间有矛盾，在所难免。你是兄长，要多让让他们，不要计较，宽容一些……”
可惜的是，自小就闯**十里洋场的严庆祥并没有将老父的话真正放在心上，此时的他，自觉羽毛丰满，对两个弟弟弃而不用，极力提拔自己的嫡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