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于1895年的苏纶纱厂，是清朝洋务运动的产物，由清廷授命在苏州服丧的状元陆润庠筹建。当时规划的厂区是紧靠大运河，西通无锡，东达浙江。经过一番波折，终于在1897年落成，主要设有花线、纱栈、轧花、清花、纺纱等工场。1898年的《官书局汇报》记载：“苏纶纱厂……每年可出棉纱线14000捆，约用工人2200名，分两班更换……”
到了1925年时，苏纶纱厂早已衰落，在周边后起的纱厂新秀的挤压下，连年亏损，已经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但虎死不倒威，作为老牌纱厂，苏纶纱厂其实还是有很大潜力的，这也正是严裕棠相中它的原因。
1925年梅雨时节的一天中午，傍着苏州护城河的泥路上，摇摇晃晃驶过一辆马车。车上坐的正是严裕棠，他撩开挡雨的帘子，看着河边高高低低的厂房。他吩咐马车停下来，跳下车子，撑一顶酱色油纸伞，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路上走着，两只眼睛不放过任何一个小角落。
这是严裕棠第一次到实地来踏勘苏纶纱厂。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这次实地踏勘坚定了严裕棠租用苏纶纱厂的信心。
第二天，严裕棠在松鹤楼做东邀集苏纶纱厂6家股东，成立洽记公司，出面承租苏纶纱厂。不久，源记的许老板回请严裕棠，席间私下告之：“裕棠兄，说实话，苏纶厂实在是油水不大，以后你不要说我耍滑头，把包袱出脱给你。”
严裕棠笑道：“油水大的话，你许老板也不会金蝉脱壳了。不过我想事在人为，想做总是能做好的。”
许老板拱拱手，“能做好当然求之不得，我祝严兄心想事成！”
好话不灵坏话灵，还真让许老板说着了，严庆祥租办苏纶纱厂后，历时一年有余，一直不顺手，这使他大伤脑筋。光经营这一件事就够头疼的，偏偏苏州当局以苏纶纱厂（简称苏纶）厂房有倒坍的危险为名，勒令停工。严庆样找到业主，业主反咬一口，说是严家承租期间不事保养，反加损坏，拒不承担修理之责。这真是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辩。严裕棠愤然起诉，官司打了几个月，毫无结果。
强龙不压地头蛇。严裕棠知道，凭自己的力量很难在苏州将此事摆平。再三权衡后，他决定找青帮大头子杜月笙出面了结事端。他恳切地告诉请杜月笙：“我不但要了结这场官司，还要把苏纶盘下来。”
杜月笙此时已是上海滩闻人，既与南北军阀、官僚政客、外国名人广泛结交，又在江湖上呼风唤雨，可谓黑白两道，手眼通天。儿子们都以为老子急昏了头，自家怎能请动杜老大，但严裕棠深知钱能通神，他还真的请动了杜月笙。
1927年年底，盛记公司将苏纶纱厂作价30万两白银卖与严家。众人不得不佩服严裕棠的本事。此举对儿子们震撼很大，他们议论纷纷：“父亲真有本事，有胆识，非一般人所及！”
买下苏纶后，根据整修扩建和经营的需要，苏纶纱厂额定资本增加到80万元，其中90%以上是严家的。之后，严裕棠又争取到中国银行为期3年的长期贷款计150万两白银。
苏纶原有纱锭2万余锭，经过1年多的修整，焕然一新。开工后，营业情况迅速好转，“天官牌”棉纱不仅挤进了沪浙市场，而且成为上海交易所中做期货的筹码。同时，苏纶还注册了“飞鹰牌”、“神鹰牌”两个棉布商标，成为市场的抢手货。一年下来，苏纶的纯利达白银40万两之多。
苏纶纱厂的成功，无疑给大隆机器做了一个极其成功的活广告，让本土不少纺织厂家打消了顾虑，上海的永安纱厂和鸿章纱厂、江阴的利用纺织厂都先后采用了大隆的成套纺织机器。
升 华
苏纶纱厂转危为安后，严裕棠的棉铁联营战略顺利实施，各项事业迈进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这时，他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仿制，他希望能真正生产出完全由大隆自己设计制造的崭新设备，让大隆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机器生产厂家，就像德国的西门子、美国的通用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