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计划4年完成，再做一年又超，而且5年计划实际执行结果超出计划17个百分点。很容易造成“是不是我们太保守了？”的考虑。于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在1956年秋天制定时，本来就不低。如果在执行时出现了结果低于计划，会给中央一个提醒。可惜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1958年又超额完成了计划。
原计划5年主要指标是：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原计划增长75%左右,工业总产值增长1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左右，钢产量达到1050-1200万吨，煤产量19亿-21亿吨，粮食5000亿斤左右，棉花4800万担左右。这个指标略低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但是已经很高了。不过，大家都忽略了特定历史时期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能动杏。
最终，1958年的实际执行情况似乎在说明：“计划又定保守了！”上半年，原计划全年完成的600万吨钢指标，到年中已经接近完成。这种情况下会给计划制定者以及主要领导什么感觉，是可以想像的。估计那些专门搞经济建设的主管单位也懵了，到底什么原因？
计划经济本来就是根据已经存在的经济增长能力，已经存在的经济资源来制定年度和长期计划的。存量情况尤其是经验指标是决策基础。一般来说，由于投资是中央控制的，投资消费比例是计划控制的，最终结果不应该差别很大。
如果实际结果明显低于计划指标，比如低个十几个百分点，就会促使计划制订者考虑“是否有一些不可知的因素在里面，这个因素是个负面的，使计划难以实现”。如果这样，接着的计划会考虑保守点。但是，如果计划执行结果连续多年超出计划，总是超出十几个甚至二十多个百分点，就一定会使计划制订者这样考虑：“看来影响经济发展的还有一些不可知因素在起作用，它们能够从正面影响经济增长，使按照物质条件设计的计划总是被突破！”所有的这些已经给左倾冒进思想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土壤。然而计划制定都是尽量穷尽所有物质因素来做的。而不是人们说的是靠拍脑袋决定的，再说了，当时中央领导人本来也没有把握多少经济建设的方法，只是简单的参照苏联的模式制订本国的经济发展方略。接连的喜讯冲昏了领导人清醒的头脑。
1958年5月，zg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执政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
“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1958年至1959年间，一号和中g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pdh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
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
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加之老一辈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5月中g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一号号召大家要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gao潮。8月，中g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
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gao潮。1958年底，全国为满足一号的意愿，把钢产量比57年番一番，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还去把家里的铁器丢到炉火中，却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其实这些天灾都是人为的。
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中g中央从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庐山会议后期，由于对pdh等人的错误批判，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
历史上血教训告诉我们，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外行指导内行，结局是异常悲惨的。
万事有因就有果，只是那个结果惨重地让后人都没法忍受。
浮夸风作为“大跃进运动”的症结之一，首先在当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就是大量农民的饿死，二、三千万的累累白骨该找谁诉怨。另一方面其影响甚远，大跃进之后的几十年甚至直至现在，在大陆社会主要体现在政界，为了追求政绩，不少党政领导特别是有些地方主要领导，仍旧使用虚报数据，如财政收入、gdp总量、国民收入，甚至继续玩数字游戏。所以很多人现在并不相信所谓统计数字，特别是政府部门的数字，水份太大，就象现在的处、女一样。据来自官场的消息，每年年终的时候，各大班子的秘书撰写的年终总结报告中，被领导改动最多的就是各种数据。经济指标涨怎么可能这么小呢，小数点就向后移了一位；自己治下的事故不可能有这么多的，于是，小数点又向前挪了挪地方。上行下效，最终一点真实杏也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