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于是上书。
书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淳于越所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至于如何禁止，书中再道，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者，以吏为师。”
书上嬴政，嬴政批道，可。意思就是，我看行。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秦火焚书了。对于此举，后世多持恶评。然而，在附和过往那些骂声之前，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有关焚书的种种细节和实际后果。夸人要夸到痒处，骂人则要骂到痛处。知己知彼，方能百骂不殆。倘一闻焚书二字，也不深究，便即拍案而起，破口大骂，作激愤声讨状，窃以为不免“操”之过急。
首先，从李斯的视角看去，焚书有它的逻辑必然性。在李斯的上书中，对淳于越请求分封之事，只用了“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八个字，便已驳斥一尽。随即，将淳于越之流定性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而像淳于越这样的人，所在多有，“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人之所学，则是源于书本，因此，禁书乃至焚书便是斩草除根的应有之义了。
古人竹简刀笔，著书匪易。不比今日，每年都有数十万种著作出版面世，借用叔本华的话来说，还都是些“内容丰富、见解独到、而且全是少不得”的著作。这也就决定了，帝国焚书的品种不可能太多，大致为：
一，史官非秦记者，即六国之史记，以其多讥讽于秦。
二、诗书、百家语。尤其诗书，乃是淳于越之流以古非今的武器仓库。烧之等于缴械，看尔等还怎么援引去。
需要特加注意的是，从李斯的上书可知，当时帝国所有的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备份。朱熹也云：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
对帝国的这一举措，清人刘大魁的解释是，“其所以若此者，将以愚民，而固不欲以自愚也。”而在我看来，帝国将这些禁书善加备份收藏，并不以悉数销毁为快，除去不欲自愚外，也应存有一种责任心和长远考虑。好比我们都知道，天花病毒曾经肆虐了几个世纪，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给人类带来巨大而深重的灾难。尽管如此，人类却也并没有将天花病毒彻底销毁，让它永远消失于地球，而是分别在莫斯科和亚特兰大的两个实验室里保存了少量样本，以备研究，或应对任何人力无法预测的不时之需。
至于民间，如果私藏禁书，抗拒不交，后果又会如何？答曰：“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也就是说，将接受黥面和输边筑长城的处罚。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但在刑罚严酷的秦国，这却算得上是轻罚了，并不严厉。而且，这样的处罚还是在藏书被官府发现的前提之下，如果未被发现，自然也就不用追究。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禁令中，焚书并非第一要务。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李斯和嬴政自然也明白得很，焚书哪能焚得尽！焚书只是一种手段而已。且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