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手里还有些银子，两人倒也衣食无忧。
一转眼，二十天过去了，有消息传来，吴佩孚已经带着人马，走到了河南，按照这个速度，还有半个月，应该能到达福州。周宪章和郭二杆开始准备启程，前往福州与吴佩孚汇合。
这天晚上，周宪章一个人呆在房间里看书。郭二杆一个人还在外面打零工。
现上海是个国际化大都会，洋货丰富，从珠宝到日用品，店铺林立，琳琅满目。周宪章对这些东西都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有一样——洋书。
十九世纪末，大清国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差距是全方位的，不仅仅在于技术上的差距，更主要的是，在于思想意识和价值体系上的差距。从洋务运动开始，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翻译西方经典著作，曾国藩开办金陵译书局，系统地引进西方著作。甲午战争之后，国内有识之士更是掀起了翻译西方论著的**，其中，译著最为丰富的，就是时任北洋武备学堂教习的严复。
上海因为有英国人的租界，开放程度最高，得风气之先，翻译活动最为兴盛，从小说诗歌，到经济军事，各种西方书籍最为丰富。周宪章见到这些译著，如见珍宝，不惜银两，大量购买，他所购买的书籍，主要是政治军事经济方面，从赫胥尼的《天演论》、卢梭的《财富论》，到各种名家著述的政治学、军事学，不一而足。他的房间里，俨然成了一个图书馆。周宪章整日如饥似渴地阅读，足不出户。
两人原本就是坐吃山空，买书的钱，成了一个巨大的负担。这一个多月，光买书就化了两百块大洋，剩下的吃吃喝喝，包括住店，所剩无几。没奈何，郭二杆只好跑出去拉黄包车，撰些零用钱，贴补生活。那郭二杆倒也有的是力气，这拉黄包车的活路，倒也很适合他。这一份苦力活，让他把上海的大街小巷搞得一清二楚，俨然成了一个上海通。
郭二杆下苦力赚钱贴补生活，这让周宪章很是过意不去，也想出去谋一份差事。却被郭二杆拦住了，郭二杆说告诉周宪章，他的身份是少爷，如果跑出去下苦力，会被人看出破绽来，要是走漏了风声，大为不妙。
周宪章无奈，只得在客栈里扮少爷。
这段时间，通过读书，周宪章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开始逐渐意识到，国家的落后、朝廷的腐朽、军队的虚弱、经济的贫困，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体制问题！
大清国的皇权政治，已经不适合于这个时代。
洋务派仅仅想通过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摆脱贫困落后局面，是行不通的。康有为等人提出的维新变法，试图通过有限政治体制改革来改变中国，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出路。
不过，周宪章也隐隐听到过，还有一些人不同意康有为的思路，他们的思想更为激进，那就是彻底推翻皇权，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实现共和，这些人自称革命党，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名叫孙文！这个人现在不在中国，而是在美国的檀香山。
维新派的观点是，皇权政治固然可恶，但是，中国的皇权政治延续了两千年，骤然中断，百姓和官僚恐怕都难以接受，国家很可能因此而陷入大乱，国家和百姓，都将为此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就象明朝末年那样，遍地烽烟，杀人如麻。
而革命党人则认为，大乱没有什么不好。大乱之后才有大治。中国两千年皇权积弊已久，如同一间行将倒塌的大厦，根基已经彻底腐朽了，仅仅是简单的修修补补，无济于事。只有推倒重来，在废墟上重建大厦。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思路，究竟哪一个更好，周宪章一时也没有主意。
周宪章正在挑灯夜读，郭二杆带着一身臭汗，推门而入。
周宪章拿起桌上的怀表，看了看，那是珍妃娘娘送给他的。
指针指到了凌晨2点。平日里，郭二杆晚上都是守在大乐门舞厅外面，舞厅十点半散场，舞女舞客们回家，生意特别好，过了十二点，过了十一点，基本上就没有生意了，所以，郭二杆一般都是在十二点左右回到客栈。
而今天，他晚了两个小时。
“二杆，今天怎么这么晚？赶紧去吃点东西，早点歇着。”周宪章说道。郭二杆回来晚了，周宪章也不是太在意，只是怕他太累。
郭二杆却是站在没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