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想首先谈的是关税问题：“改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防备严重的海关金钱流失。自小弟兴办新华集团之初，就已开始考察中国的关税状况。发现，中国海关输出浮于输入，每年高达千万。以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年间，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那几年，仅鴉片一项，每年流失就高达一千万。如果对如此巨大的金钱流失还不采取防范措施，日积月累，上下空虚，可以预见数十年后，后果不堪设想，比於割地输币，尤为不堪。”
李想可悲的发现，中国关税问题的症结在于关税主权问题和税率这些基本常识问题，偏偏这个时代的人对这些基本常识很朦胧。就关税的主权问题而言，西方各国的关税完全自主，哪有被别人指手画脚的道理。
“海关税则轻重皆由己定，布告各国，俾令遵行而已。未有与他国协议而后定者。”李想道：“欧西各国以商为重，全国上下所皇皇然朝思而夕行者，惟惧金钱之流出于外。我国之产广输于人国，于是且减轻出口之税，使之本轻而得利。人国之产勿入于我国，于是不必需之物禁之绝之，其必需者移植而种之，效法而制之，且重征进口之税，使物价翔贵，他人无所牟利。故收税之权必由自主，得以时其盈虚而增减，之所以富国。而中国的收税之权则毫无自主，必与西人议而后能行……而就海关税则的标准而言，东西方相差也非常悬殊，西方各国的进口税一般是值百抽三十，甚至有高达五十、七十的。而中国的进口税只有值百抽五而已，此为天下至轻之税。然而，外国商人还不满足，又想内地通行一概免厘，议纳子口半税，又欲议减税，议减厘，贪得之心，有加无已。”
这正是李想所以议加税悉由自主的原因。这种特殊的关税制度具有重大的危害性，由于关税不能自主，中国的海关金钱严重流失。金钱流失已经使清末民初的中国上下穷困，举国嚣然，弊端已见。日积月累，后果将不堪设想。满清的外交问题中创痛最为深重的莫过于“输币”和“割地”两大事，而当时中国海关的金钱流失之危害，远远大于此。李想分析道：“今金钱流出之数，比之岁币不止十倍。而割地予人，犹人之一身去其一指，其他尚可自保。若金银流出，则如精血日吸日尽，羸弱枯瘠，殆不可救药矣。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尚无利我土地之心，只有日取吾财，故金钱流失问题，无形隐患，关系甚大。”
自条约制度在中国确立以后，在关税问题上，国人一般只关注关税收入的多少，对于海关的输出与输入的状况并不留意。对于这种只问税之兴衰，不问输出入之何若的现状，作为一个穿越人士的李想感慨万千。他指出：“税之多寡，于国关系不重，惟输出之金银多于输入，則民生窘而国计危矣。财为生命之源，拱手而致之他人，民贫而乱作。”
李想暗指的是昨日之太平天国，今日之辛亥革命，还有埋藏在明日之新民主革命。
民窘国危局面的根源在于税则由他人商定。如果税则自主，重课进口货，金钱输出不多，就不至于有这种窘境。他再一次强调：“‘税则自定之’一语，一乃全国安危之所系，不可以不谨。”
在李想看来，税则自主是前提，加税是手段，目的是防止海关金钱流失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从而把关税问题从纯粹的经济问题上升到国家主权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