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作战兵力，还是火力构成，近卫军三个师都要远比北洋军最竟然的陆军师强多了。这种凶猛的火力配置，即使放在这个欧洲，也是最顶尖的师团。不过李想也只武装得起三个这样的现代化精锐师，再多也拿不出钱。李想是把家底都投放在了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江西战场。
而作为基本作战单位，近卫军的步兵团也要比北洋军的作战团能够得到的火力支援强大很多很多。
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和杨帆看来，是根本无需向空军和海军请求火力支援的。
不过，空军百余架次的蚊子战机在天空盘旋，轰炸扫射。主动配合得不亦乐乎。
地面上，优势的炮火也把成千上万的炮弹泄向前出的北洋军援军。增援部队被压在公路两侧，头都抬不起来，还谈什么反击。地区预备队虽靠近滩头，但兵少力孤、装备又差，几次反击逆袭都被国民革命军打了回去。
尽管王占元在九江跳脚大骂，但增援部队就是上不去。
一天激战，滩头已被张雪猷的第一团控制。
北洋军残部无奈，败退九江、星子。
王占元不惜血本。除总预备队第4军外，能调的部队都调上了前线，但血肉之躯还是没能顶住国民革命军的飞机、大炮，4个主力师损失惨重，反击失败。
北京北洋最高统率部，袁世凯急得在屋里团团转。他为九江、为王占元担心。
战前，王占元曾向北京袁世凯报过一个方案，称：为免早期为敌突破登陆成功，影响以后作战，我兵团拟控制强大预备队分置于马回岭、瑞昌、妙智铺一带，以便支援第1线作战，并预定以黄老门东西之线为第二线预备阵地，以便状况不利时行逐次抵抗。
袁世凯对王占元这个方案从心里透着反感。“王占元未战已有轻弃九江之念，此断然有悖全线防御计划。”他曾这样评价道，并当即否决了此案。随后，电告王占元，九江必须死守，决不能让匪军上陆。
眼下闻知九江方向姑塘吃紧，袁世凯不由为九江担心起来。他就是怕王占元自作主张，放弃第一线阵地。在北洋系，很多将领都有保存实力的想法，临阵脱逃的风气杀头也禁止不了。当下给李纯和王占元各去1电，再次明示：九江一线阵地必须固守。
“一天的时间过去，姑塘之急未解，九江又被“匪军”突破。第2兵团腹背受敌，九江阵地，情况日益恶化。九江的北洋军阵地，也在敌寇飞机的频繁轰炸中化作一片火海。”王占元在司令部急得团团转，神经质似的自言自语。
王占元这时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拼着全部兵力孤注一掷与匪军决战，要么退守第二阵地逐次抵抗。以他的想法，明智些就早撤第二阵地，以免重蹈湖北战场的覆辙。那一仗，留给他的教训太深了。可袁世凯显然是要他取前策，不惜全员玉碎。
决心难下。这时撤走，袁世凯会怎么说？尤其他手下号称“铁军”的嫡系还没使用，而这个军又与他有长久的历史关系，是他的起家老本。他在北洋今日的地位就是枪杆子撑起来的。不撒吧，部队打光了，九江还是个丢。
思前想后，王占元咬着牙，一拳砸向桌子：“丢他马的，撤！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是夜，王占元兵团全线后撤，向牛头山、金官桥、十里山、钻林山区城门湖之线阵地转进。
国民革命军得势不让人，追着屁股打去。
姑塘失守、九江失守，江西门户被国民革命军撞开。
初战受挫，袁世凯在最高统率部痛骂王占元：“马勒巴子，王占元紧要关头又存私心。他把自己的嫡系藏起来，为什么不用？为什么不用？”
袁世凯桌子敲得“嘭、嘭”响，火气更大了：“他这是公然抗命，目无军法！目无军法！”
一旁的段祺瑞等袁世凯火气消了一些，上前假意的劝道：“大总统，王占元放置4军不用，也许是见大局难挽，怕被匪军缠住脱不开身。如今全军安然撤至第二阵地，结局也还说得过去。不如给他个机会，让他在金官桥一线阻滞敌人，挽回影响。”
袁世凯“噌”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屋里急走两步，立住身，余怒未消地喊着：“失去九江，不啻给强敌一个立足点。南浔之战，艰难10倍有之。如此目无军法之将领，决不能再放在前线。”
袁世凯对北洋旧将本来就心生嫌隙，此刻看到王占元不肯力战，对手下有私心之嫌，更不能容忍了。
“让他回来，回来。我要让他说个明白。”
出师不利，袁世凯盛怒难平，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这让在座的北洋将领都有了兔死狐悲的感觉，与袁世凯之间的隔膜又深了一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