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一十一章 严明纪律
周恩来听到了汪精卫的嘲讽，他也知道这个和平俱乐部首脑是借机攻击蒋介石的顽固抵抗、屡战屡败、劳民伤财，又想重提和平谈判的论调。这时候共产党可不能跟着他跑，镇定地说：“汪主席，你理解错了，我并不是反对坚决抗战、也不反对极端的作法用于抗战。
日军如此凶顽，连续连续占了广州、武汉，截断了粤汉铁路、平汉铁路，目的就是要逼迫我国政府接受他对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的占领，成为他的新殖民地，被他掠夺、被他驱使、被他奴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不能答应的。即使我们弱小、会付出极大的牺牲也要顽强地抗争下去，和平谈判无异于屈膝投降，得不到国家的独立地位、民族的生存权利。
长沙执行焦土政策没有错，错在执行政策的人惊慌失措、玩忽职守，错在国府上下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部署、具体的规划，人员物资转移、设备工厂搬迁等工作基本上没有人牵头组织合理安排，抱着侥幸心理懒散等待，事到临头又不顾民众安危仓皇处置以致酿成悲剧。
整个过程我是亲身经历，可以说后方管理完全处在无序混乱的状态。汪主席，你们都是党国要员，担负着国家管理的重任，与其抱怨抗日带来生灵涂炭、幻想着日本放下屠刀，不如用心想想怎么组织好后方民众的生产生活，有计划地搬迁交战区我国不多的工业设施。
此次长沙被烧毁工厂有40多家，损失最大的是湖南第一纺织厂，其厂房损失27万余元，原料损失96万余元，机器设备损失60多万元，数百工人丧生；长沙作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仅幸存12家，损失粮食十万吨以上；绸布业损失200余万元。约占全行业资产的80%；湘绣业40家全部毁灭，宝贵的资源付之一炬，触目惊心呀！
我们在敌后也提倡坚壁清野，在强大的敌人到来之前，转移民众、粮食以及家畜家禽，目的是减少民众的损失、断绝日军获得战场补给，这和焦土政策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是不能烧县城、烧村庄，我军长期转战敌后，离开百姓就断了自己的后路，我们不像国军有退路。
正是因为有退路，国军才不断地撤退，才敢于执行焦土政策。似乎留给敌人一片瓦砾敌人就会恐惧退却，似乎没有想过我们需要民众、设备、物资发展后方经济，我们会很快回来收复失地的，转移的民众还是要回来生产生活的，烧毁的文物古迹是弥足珍贵无法复制的。
我觉得国军必须从根本上扭转这个错误观念，日军经过战略进攻的消耗已经没有了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实力，这种时候国军应该更加主动、积极地组织防御。给后方恢复生产、安定民心、建设工业创造条件。长沙悲剧说起来是因为各级指挥员一系列的疏忽造成的，却是军委会放弃积极防御的战略、接连丢失咸宁、通城、岳阳等城市埋下的隐患，因此我建议国军加强新墙河前线的防御兵力，轻易不言撤退，打退鬼子的进攻，让后方民众安心。”
周恩来一番评论让蒋先生、张治中、陈布雷等人陷入深思，政府貌似面面俱到都有部署可就是没有形成完整的规划，党国干部貌似很多偏偏遇到事就缺乏责任心、手忙脚乱一再误事。花园口水淹敌军造成上千万民众沦为难民，长沙城一把火烧死三万，50万人无家可归，初衷都没有错，可实际效果竟是严重的自残、留下悲惨的后遗症，的确问题严重。
白崇禧还在为焦土政策鸣不平，见被人戳了脊梁骨的汪精卫都不反驳。再次发难：“周先生，此次情报有误是为意外，若果如电报所说敌已至城下，不该点火焚城吗？”
周恩来见他接二连三地纠缠焦土政策。马上想到原因，坦然地说：“健生误会了，周某也是有感而发，焦土政策本身不失为展示决心、疲弱敌人的辅助手段，却不是作战的全部目的，焦土之后的反击、消灭敌人才是焦土的最终目的，我们有这样的计划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