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松能有今天，离不开四方面军各级领导的指点和帮助，其中也有您与何军长的心血。你们坚定的革命理想、忘我的工作态度、硬朗的指挥风格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我也在努力这样去做。”
“可我听说你在西路军对昌浩、李特、黄超等人态度很不好，对我张某人也是颇多微词。”
“张主席，我做事一向是对事不对人，我对你们的尊重是战友之情，对你们的不满是思想路线之争。我对四方面军中长期存在的家长制独断专行、不切实际的教条主义作风、军事上的大兵团死打硬拼、党内的肃反扩大化等问题很有意见。终于在张掖形势危急的时刻爆发出来，因为不改变就要失败就会死亡，我真是不甘心一万多忠心耿耿地革命者被错误路线带进死亡。”
“你也认为我们红四方面军一直执行的错误路线？”
“不能说都是，但在许多问题上存在严重错误，否则也不会有后来的失败。”
“可你似乎忘了我们是三大主力红军里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战果最大、缴获最丰富的红军主力。”
“我不否认这里有您个人的重要贡献，但您也不能否认这是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们拼死拼活打出来的，是贫苦的根据地人民渴望翻身追求革命创造出来的。本来四方面军有了良好的基础应该有更大的发展，对整个红军做出更大的贡献，可在您的私心影响下却成了要挟中央谋求更大权力的资本，与中央对抗，明知南下危险，仍然带着十万红军攻击天全、芦山，蒙受了重大损失。
大好的川北根据地被迫放弃，剩余的三万红军还是踏上了北上的道路。至今我还记得与中央分裂后南下大小金川的血战、几过草地的无谓牺牲、川西高原上犹豫徘徊、留在根据地的伤员绝望的眼神。这不能不说是您的过错。”
“北上就有利于红军的发展了吗？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根本就不是革命所需要的土壤，百姓愚昧落后、粮食产量低、交通不发达、根本无法和鄂豫皖、陕南、川北的人民相比。”
“作为一个革命领袖，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率领部队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去稳定发展。西北军阀林立、国民党势力较弱、人民贫穷更有革命的愿望，经济落后却资源丰富，只要我们安稳下来，抛弃不切实际的教条、调整打击面过大的政策，团结社会各界的爱国力量努力发展民生，革命的形势就会越来越好，张掖不就是个例子吗？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张主席的战略眼光和对革命规律的把握与同志是有差距的，如果当初一起北上，中国革命的实力要大很多。哎，可惜了！”
“我们当初南下也是想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的，如果中央支持合兵一处或许也会成功呀。”
“这种战略相当主观，没有考虑到南边是敌人的统治中心、有敌人重兵云集，之所以选择南下，更多的原因其实是想逼迫中央接受四方面军的领导，斗气的成分更大一些。高层的争权夺利却让几万红军，几十万百姓成了牺牲品，这也是我对张主席您有意见的地方。”
何畏作为亲身生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物，还拔枪打过、周恩来，他对那段时期的不堪回首的记忆痛心疾首可也很无奈，转移话题说：“我听说了你在张掖的政策，陈主席带领的西路军在那里发展得很快。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提升、工商业、现代工业、教育医疗都得到了发展，群众生活改善很多，大批的粮食送到了延安。
我们很为你们高兴，你的做法起初我们也很不满，但快一年了，实际效果却证明了他的正确。让我们也在思考为什么你的做法能取得好的效果，而我们坚持的却带来的是失败？”
“两位老领导，中国的革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政策可以借鉴，以前咱们奉苏联经验为金科玉律，以为在苏联成功的做法在中国一定能行。可事实证明中国有中国的现实矛盾，与苏联的环境有很大差别。照搬硬套当然不会有好的结果，水土不服呀。”
“政策都改变了，还叫革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