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行商坐贾，只有占籍之后才能合法贩运经营。也无论以前是什么身份，要经商都必须“占籍”，如江西清江“士人或窜身市籍”④。锦衣卫官校本系军籍，但不少人在京城开设店铺牟利，人们称之为“锦衣卫铺行”。然而，“锦衣卫官校［也］多占行户籍”。嘉靖四十五年（1566），京城还发生过一场是否要勾取锦衣卫旗校按籍服役的争论。结果虽是锦衣卫优免铺役，主张其服役者贬官降职⑤，但还是证明了经商者必须占市籍的事实。商贾占籍后，就要接受封建庸役的佥派。有不少铺商“一挂商籍，其家立罄”⑥。于是他们千方百计逃避入籍。有的逃离占籍地，有的“变易姓名”，有的“冒合匠户”或其他职业户，有的投充校尉、力士等。结果“占籍”者的数目大大小于坐商实际人数。如湖广衡阳，“酒户万家，籍于官者四千七百”⑦，占籍人数不足实际人数一半。封建庸役的点派是以在册商户为准的，而大批商贾的逃匿，就使负担沉重地压在少数人身上，使他们不堪忍受，只得也采取逃匿，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对于未占籍的商贾，或隐、脱、漏、逃避市籍者，朝廷许其自首。对不自首者“令有司点闸比对，有不合者发充军”①，或先送其至五城兵马司受惩，然后再逐出城。如成化时，广东南雄府的知府璞某说，“通济镇天顺以来，为无籍者所据成化乙未（十一年，1475），予奉命守郡
屋百二十楹，无籍不律者，惩而去之”②。铺户逃亡、脱籍者过多，于统治者派役、搜刮不利，于是明廷立清审制度。
永乐年间，明廷制定了以两京为代表的定期清审制度，“铺行清审，十年一次，自成祖皇帝以来则已然矣”③。所谓清审，就是对商贾的占籍情况进行清查核对，亡故、破产者除其名；新开店铺或未占籍者，重新登记注籍，编排在册。清审的具体做法，以顺天府为例，据汪应轸的记述是：“该科（户科）及咨都察院照例行委给事中、御史各一员，督同顺天府佐贰官员，并通过宛、大二县及五城兵马指挥司，将各行铺户查照节年事例，无分军民官舍②程嘉燧：《松园偈庵集》下《明处士方君墓志铭》。
③嘉靖《增城县志》卷九《课程》。
④崇祯《清江县志》卷一。
⑤见《明世宗实录》卷五五七。
⑥王元翰：《凝翠集·圣泽诞被困商偶遗疏》，《云南丛书》集部之七。⑦《耳谈类增》卷十七《衡郡为乐土》，参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①《续文献通考》卷二○《户口考》。
②嘉靖《南雄府志》上卷。
③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
之家，逐一挨门查出”④。这“查出”，一是查出逃名漏籍户，二是核定各铺户资产消长情况。根据其资产多少，定以上中下三种等则，然后按等派役。“事完，将清理过铺户及编审过等第，造册奏缴，青册送部查考”⑤。很明显，清审之举严格和强化了官府对铺商的人身控制。
正德年间，“因时势难为”，北京铺行没有按期进行清审①。进入明中叶后，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商铺队伍瞬息变化，有消乏者，有外逃者，有迁徙者，有新开者，有暴发户，也有冒名顶替者，不一而足。十年一审，对政府随时掌握商贾情况已显时间过长，以致造成“弊端丛生”。嘉靖四十年（1561），政府“令应天府各色商人清审编替五年一次，立为定例”②。万历七年（1579），明神宗题准，顺天府应与应天府事同一体，亦于戊、癸年份审行。两京之外的其他地方，只要铺商编成排甲，轮流为当地衙门服役，都不同程度地实行清审制度。万历年间，清审之风刮到了各名邑都市，甚至边防重镇。
路引、店历制度行商的经营方式是长途贩运贸易，流动性大，不易管理和控制。对此，明廷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和制度，竭力将行商纳入掌中。
其主要措施有路引、店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