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尽民财，罪亦如之”，对重叠再取商税者，也“虽赦不宥”②。以后《明律》进一步规定，税务官员对应征缴之商税，“若有隐瞒侵欺借用者，并计赃，以监守自盗论”③。弘治年间，刑部奏准，“凡纳税，俱令客商自纳。如有搅扰商税者罪之”④，“枷号三个月发落”⑤。嘉靖年间，朝廷一方面严格各地商税呈报制，另方面遣官不时查访各钞关税课司奸弊，发现征榷官侵欺挪移税金，即处以“监守自盗”⑥。如山海关守关主事犯有侵匿税收科，朝廷下旨，“许巡关御史劾治之”⑦。万历年间增修《问刑条例》，朝廷再次强调，“权豪无籍之徒结党把持拦截生事，搅乱商税者，徒罪以上枷号二个月，发附近充军。杖罪以下照前枷号发落”⑧。但那时的税务官及权豪们早已玩视法规成风，而以增课为能事，侵吞渔利，司空见惯。以上律令几乎都成了只能针对所谓“市井无赖”、手书门库及“无籍之徒”的表面文章。商税的本色与折色有明一代，在市场流通货币问题上有过几次大的反复。明初实行钱钞并行的双重货币制度，但宝钞因没有钞本，朝廷不加节制随意滥发，发行数年，便壅塞不行。朝廷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多次发布禁用铜钱、金银交易，甚至禁用银作货币等命令，但收效甚微，到明后期钞法完全崩溃。如此，朝廷征钞作为商税已没有意义，因此以征银代替征实（物）征钞，白银成为实际上的流通货币。这一系列变化和反复，反映在商税征课客体上，就有本色与折色之征。
洪武初年，“凡商税课诸色，钱钞兼收，钱十之三，钞十之七。百分之下则用钱”①。此时商税所征之钞、钱谓“本色”。二十七年（1394），朝廷发布禁用铜钱令②，强“令有司悉收民间钱归官，依数换钞”③。这时，征纳商税只许以钞，所谓商税本色，就只指宝钞了。其实朝廷的禁令并未严格执行，由于在实际生活中金银依然是最可相信的量价货币，且便于携带保存，于是朝廷也有变通：“若便于征解者解本色，路远费重者许变卖金银。”②《大诰三编·巡拦害民第二十》，转引自张德信等主编《洪武御制全书》。③《明代律例汇编》卷八《户律》“课程”。
④《大明会典》卷一六四《刑部》。
⑤《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⑥《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⑦《明世宗实录》卷四八。
⑧《大明会典》卷一六四《刑部》。
①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二二《宝源局》。
②《明书》卷三《太祖高皇帝纪》。
③《续文献通考》卷十《钱币考》。
并且规定了金银与钞的比价：“金每两价钞六锭，银每两价钞一锭。”④这就为一些地方商税征银提供了依据。如南京三山门的塌房就征收税银。
此时，商税也有征实物的，即以应收钱钞折合成实物，主要是以粮食来征收。如洪武十年（1377），太平府繁昌县狄港镇每年交纳“米八百九十余石”作为税课①。十三年（1380），许多税课司局征米，朝廷并以课额米是否满五百石作为税课司局设罢与否的根据②。征实如粮食外，也有布帛等物。各抽分竹木局，则征收竹木及其半成品、器皿等。
永乐至宣德年间，由于钞法阻滞，朝廷为强制推行钞法，银禁转严。宣德四年（1429），朝廷“令湖广、广西、浙江商税课纳银者，折收钞，每钞一百贯，准银一两”③。然而，征银之法并未禁绝，有些地方，即便是上述诏令中所提到之处，如浙江温州等地，商税征课仍然用银。九年（1434），朝廷再次下令，“各处诸色课程旧折金银者照例收钞”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