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至唐、邓一带，郝经得知宪宗一军在川蜀师久无功、进退维谷，便又一次上书进谏，从治国之道及战略的高度深刻剖析了此番出师不利的内在原因。他认为就根本而言，失利在于连年用兵，国力不济，难以继续支撑规模浩大的征伐举动。而从军事战略上讲，则是由于主攻方向的选择错误，放弃了蒙古以往出奇制胜善于野战的特长而一味攻坚所致。为“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变”，郝经建议：上策是息师抚民，厚植根本，待内部稳固后再行大举；如这条难以遽行，退求其次，也应及时调整战略步署，“假西师以为奇而用吾为正”，实行“三道并进”和“先荆后淮、先淮后江”的作战方略（《元史·郝经传》）。日后元朝的灭宋之战便大体遵循了这一战略思想，再次证实了郝经的远见卓识。
然而，在当时情况下，郝经的奏议上报后未见采用，忽必烈统领的东师一发便不可收。八月，大军行抵长江边。九月，宪宗在川蜀殒命的死讯正式传至忽必烈军中①。忽必烈却仍无意北还，又渡江包围了鄂州（今湖北武昌）。不料“攻城百余日而不能下”（《元史·张柔传》），在此形势下忽必烈还举棋不定，再次召集部属会商以定行止。郝经因此第四次进言，力主迅速班师撤兵北归。在《班师议》中，郝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忽必烈孤军深入，“役成迁延”所处的险境及蒙古后方隐伏的重要内乱危机。为“销祸于未然”，免蹈前人覆辙，郝经力谏忽必烈“断然班师，亟定大计”，尽快北上夺取最高权力，以稳定社稷人心。
郝经的忠告很快为阿里不哥括兵争位的急报所验证。至此忽必烈才终于下决心退兵北还，弭平内乱。
使宋被囚，著述不辍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登基，建元中统。为稳定南部边界以专心对付阿里不哥的挑战，忽必烈决定派郝经为国信使，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佩金虎符赴南宋“告即位且定和议”（《元史·郝经传》）。
临行前，忽必烈赐酒并征询对军国大事的主张。郝经就应行急务草成《便宜新政》十六事条奏上闻。这些条款包括置省部、建监司、行宽政、明赏罚、②《再与宋国丞相书》，《陵川集》卷三八。
①见《元史》卷四《世祖纪》一。按：郝经《班师议》中称忽必烈行至汝南时（约在八月）就曾听到蒙哥死讯。《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29载，忽必烈以为是谣传而未听信。故此处据《元史·本纪》所载，九月，宗王穆哥遣使来告为正式通报。
罢冗官、总钱谷等项内容，其中以定都邑和建储贰两条最为重要。前者建议将政治中心从漠北草原南迁至形胜之地的燕京，以控制全国的局势；后者则建议仿照汉制预立储君，以杜绝蒙古旧制在确立皇位继承人问题上一再发生的危机。
由于郝经的建策大都事关紧要，切合实际，所以此后几年里得以次第施行，对推动忽必烈政权向传统中原封建皇朝的转化起了积极作用。当然，忽必烈“附会汉法”是出于历史的必然和众多汉臣共同影响的结果，但郝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无疑是不可忽视的。
中统元年（1260）四月，郝经赍致南宋的国书出使，这是他一生中担当的最重要任务，然而在当时形势下绝不是一桩轻松的使命。据载，派郝经使宋虽“出自圣意（指忽必烈）”，但也是“时相王文统忌公（即郝经）重望”，将其“排置异国”的一个阴谋。而郝经本人当时也有病在身，所以有人劝他“称疾勿行”。然而郝经面对重任朗朗答道：“自南北构难，江淮遗黎弱者被俘略，壮者死原野，兵连祸结，斯亦久矣。”“吾读书学道三十余年竟无大有益于世，今天下困弊已极”，“虽以微躯蹈不测之渊，苟能弭兵靖乱，活百万生灵于锋镝之下，吾学为有用矣。”①正是出于这种信念，郝经“振衣束发，慨然启行”。
国使赴宋议和的消息传出，“仗节即路之日，百姓无不遮马快睹”，热切表达了他们厌战思和的强烈愿望。目睹此景，更坚定了郝经输平退师，“坠仇崇好”的决心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