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率使团携其书信和丰厚礼物随来使前往蒙古汗廷，意欲通过宗教关系结盟。时贵由汗已死，摄政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在叶迷立（今新疆额敏）斡耳朵接见了安德鲁一行，但只把他们视为来朝贡的使者，她给法王的复信也只是命其必须每年进贡，才能获得和平，否则将被消灭。1251年4月，安德鲁等回到圣路易驻地凯撒里亚（今耶路撒冷西北地中海岸）复命②。这次遣使的外交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获得许多有价值的蒙古情报，加以当时盛传拔都之子撒里答是个基督教徒③，于是圣路易决定利用这个关系再次派人进入蒙古辖境。1253年初，方济各会教士法国人卢勃鲁克奉命以单纯传教士的身分前往撒里答处，随行者有教士、教会执事和译员各一人，圣路易让他带给撒里答的信只是证明其身分，请求准许留在蒙古境内传教，实际上交待的任务是探明各方面情况，随时详细报告。卢勃鲁克一行从地中海东岸先至君士坦丁堡，渡过里海，到达顿河下游撒里答营帐，撒里答命其往见拔都（驻伏尔加河下游萨莱城），拔都派人送他们去和林朝见大汗蒙哥。其年底，到达和林南大汗冬营地。次年4月，随蒙哥至和林城。蒙哥多次召见卢勃鲁克询问来使目的和彼国情况，他坚持自己不是法国国王的使者，只为传教而来。在蒙古汗廷期间，他曾奉命为皇家祈天祝寿，并参加了一次宗教辩论。8月，启程回国，蒙哥交给他一封致法国国王信带回。
此后，教廷和欧洲国家主要是与伊利汗国交往。王恽《中堂事记》载，中统二年（1261）五月，有“发郎国遣人来献卉服诸物。其使自本土达上都已逾三年途有二海，一则逾月，一则期月可渡，其舡艘大可载五十百人。其所献盏斝，盖海鸟大卵分而为之，酌以琼醑即温上嘉其远来，回赐金帛甚渥”（《秋涧集》卷八一）。所载显然是欧洲来的“使者”，但却不见于欧洲史料，或许只是民间商人，因没有留下旅行记录而湮没无闻。元朝设有通往伊利汗国、钦察汗国直到其最西境的驿路，中国与欧洲的交通比其他历史时期要便利得多。据十四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商人帕戈罗提说，当时从亚速海东岸的塔纳到中国，一路上无论昼夜都十分安全①。帕戈罗提长期受雇为英国王家所属佛罗伦斯巴尔底公司代理人，他根据商人的报告写成《诸国志和商务指南》，书中较详细记载了通往中国的途程（塔纳—阿斯特拉罕—萨莱—玉龙杰赤—讹答剌—阿力麻里—甘州—杭州—大都）及各地交易的商品、价格等，可见元代欧洲商人来往中国者为数颇多。元人朱思本说：“西海（地中海）虽远在数万里外，而驿使贾胡时或至焉。”（《贞一斋稿》卷一，《北海释》）只是他们大多数未能留名史册，而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因有旅行记传世，成为妇孺皆知的世界历史名人。
②格鲁塞上揭书页422；柔克义：《卢勃鲁克东游记译注》导论，页27—30。③教皇英诺森四世从一位撒里答处来的祭司约翰口中获悉此事，遂于1254年致信撒里答祝贺他皈依基督教（见柔克义上揭书页48注②）。圣路易在东方应有机会更早得到这个情报。①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2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