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谓“押兑”，即借上司之令，承牌持票，任意催督，从中索取耗银。有的在百两耗银中公然索走二十两。
粮米过斗时，还有所谓“踢斛”、“淋尖”、“样米”，以及“三笆三涌三捧”种种恶套。另有所谓“伍长酒钱”、“装载船钱”、“倒箩钱”种种名色。
仅漕粮加耗一项，有增无减。如“昆山一县，正米百石，有加耗银至六七十两者”。而当地米价每石不过六七钱，“今耗银至六七十两，是正米百石，耗赠亦百石”。在这样沉重地敲剥之下，农民“皆深自逃匿，惟恐为人鱼肉”①。
本来按漕运则例规定，江南每船受兑五百石，解至京通，交仓四百石，这是在所兑米中已经包括了在船折耗。但州县征收时，却又每百石再加五石，真是“耗外加耗”。
交纳漕粮的小农更害怕“转廒”之苦。因漕粮是冬兑冬开，立有准限。
各处粮印官在漕船未到时，即通令百姓交兑，交兑后仍令粮户管廒，待船到时复又交兑，使粮户于赠耗使费之外，再受赔补苛索。“以致民间卖男鬻女，无可告诉”。收漕胥吏为了索取钱财，唯视贿金之多少，先令富户交粮，贫穷粮户则挨日等候，往往全家老幼出动，终日守护粮堆，若遇风吹雨淋，更是苦不堪言。贫苦农民“被重复科征，纳而又纳”，实在交纳不起漕粮的：“一年之内，血杖死者，盈万盈千”①。
清代漕粮，以江浙为重，造成了江浙地区的贫困。俞樾曾这样描述：“苏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倚山傍湖，旱潦难均，即丰稔之岁，所得亦自有限。而条银漕白正耗，以及白粮经费、漕赠、五米、十银、杂项、差徭，不可胜计。而仰事俯育婚嫁丧葬，俱出其中。终岁勤动，不能免鞭扑之苦。”“耕田输纳之民艰难实甚。”②为了保证漕粮平安无误地运到京通，清朝廷想方设法堵塞漏洞，尽管如此，依然是弊端丛生。首先是清政府安排了庞大的督运漕粮的官僚队伍，来保证漕运的正常通行，结果适得其反，成为漕运的负担。
清代设置的督漕官吏有漕运总督（简称总漕）、巡漕御史、督抚（有漕粮省分的督抚）、粮储道（简称粮道）、监兑官等。这些都是专理漕务的官员。漕粮的征收，以县为单位，设立印官、胥吏、里正等主持事务。漕粮的运输中，设立押运官、卫所守备、领运千总、随帮武举、什长、本军、副军、①《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陆世仪《漕兑揭》。
①《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徐旭龄《厘剔漕弊疏》。
②俞樾：光绪《川沙厅志》卷四《汤斌疏略》。
水手、船政同知。治理河道的有河道总督（简称总河）、闸官、标夫、浅夫。漕粮的收储有仓场侍郎、坐粮厅、大通桥监督、仓监督、稽查官等。这样庞大的官吏队伍，专门为漕运四百万石粮食的督催，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各卫本帮千总领运足矣，而漕臣每岁另委押运帮官，又分为一人押重，一人押空。每省有粮道督押足矣，又别委同通为总运。沿途有地方文武催趱足矣，又有漕委督抚委河委，自瓜洲以抵淀津，不下数百员。各上司明知此等差委无济公事，然不得不借帮丁之脂膏，以酬属员之奔竞，且为保举私人之地。”真是“十羊九牧，为人择官，多方以耗剥之”。冗官必然误事。如：淮安盘粮，漕臣不去亲查米数，而“委之弁兵”，通州上仓，仓臣不去亲验米色，而“听之花户”。“两处所费，数皆不资”。就这样，清廷官吏都视漕运为“利薮”，争逐不已。而各级漕司官吏则人浮于事，敷衍塞责，弄虚作假，贪污风行，清漕的管理陷入混乱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