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军能得到屯田，作为衣食之资。实际上这是明代卫所屯田的继续。清代规定，漕船旗丁十名，丁地五顷。漕船原额一万零四百五十五艘，嘉庆时，实存六千二百四十二艘，常年承担运粮任务的漕船大体在六千艘之上。每船装载粮米五百石，总数能运三百余万石。用于运粮的卫所旗丁有六七万名，分配给运军的屯田约六百三十多万亩。其中山东有六万多亩，江苏、安徽有四百二十五万余亩。但是，运丁“得田不能自耕，势必召佃收租”。甚至“辗转相售，屡易其主”。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漕督杨锡绂的奏疏中，已经出现了负债累累的“疲帮”①。
运军还能得到行月钱粮，其数额各省不一，一般每名运军支行粮二石四斗至二石八斗，月粮十石左右。本折各半，折色价每石银一两四钱。
运军从屯田和行月钱粮上所得，仅能养家糊口，根本无法满足各种名目①《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任源祥《漕运议》。
①《清史稿》卷122《食货·漕运》。
的勒索。于是，他们就将各种盘剥再转嫁到纳粮农民的身上。在清代漕运中，运军敲榨纳粮农户，激起农民不满和反抗的事例是很多的，如：江宁卫运军擅自加征行月二粮，激起百姓反对，结果耆民倪拱辰、陆德秀被害。知县潘师资愤慨地说：“正供额赋诚不得已，此行月粮何为者？且嘉定漕故永折，无漕则无运费，何用加行粮为？”对于早已交纳永折漕银的地方，尚要擅征，更何况那些“有漕有运”之地呢？对此，钱大昕评论说：“以不堪加之县，出不应派之粮，供不应给之卫，敲骨竭髓，徒资群蠹瓜分、酌酒、陆博之资，民实不服。”②顺治七年（50），江南苏州府常熟县还发生运官率领运丁“殴官藐运”的事件。当时有仪真卫运官崔邦泰领运常熟，他统率悍丁“玩漕勒赠，苛索无厌”，常熟知县瞿某敦请速兑，崔邦泰等竟“聚众鼓噪，各持棍械，殴辱印官，乘机抢掠”，酿成事端③。
在清廷看来，“国家之待运军，为不薄矣”。“舡只则有修理风蓬银两，安家则有坐粮，水手则有月粮，路费则有贴备，回南则有羡余，解给各项支销外，平日尚有屯田之利。”正粮之外，还有加四耗赠，比兑时，每石再加湿润米三四升。如此等等，仍不能满足运军的利欲，还要“巧恣需求”。①于是，清朝廷为了保证漕运，尽量优待运军，而漕运官吏又千方百计地到运军身上搜括，运军再将各种勒索转嫁到纳粮农民身上，就这样形成恶性循环。而受害最深的当然是承纳漕粮的农民。正如任源祥所说：“今之有辖于漕者，自上及下有不取常例于运军者乎，运军之常例，有丝毫不出于斯民之膏血者乎。”②总之，清代漕运与明代不同之处，仅在于官收官兑更加突出，因而运军问题，往往成为清廷议论漕运的焦点。任源祥曾建议：“欲惠百姓，自运军始；欲饬运军，自胥吏始；欲厘胥吏，自官府始；欲正官府，自朝廷始。”③如此推本寻源，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不是根治的药方。清代漕运完全依靠官收官兑，依赖军运，因而在明代漕运中已经暴露的运军问题，更加明显，更加严重。
清代漕运的弊端纵观有清一代漕运，弊窦百出。
在漕粮的征收上，有所谓“拨花”，即在派兑时，奸棍劣衿与衙门书吏、运船官弁串通一气，故意将一石米拨分几军，使纳粮农户受尽往来颠倒之②钱大昕：《潜研党文集》，《记加征省卫运军行月粮始末》。
③《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86页，《奉旨禁革漕运积弊告示》。①《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86页，《奉旨禁革漕运积弊告示》。②《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任源祥《漕运议》。
③《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任源祥《漕运议》。
累。
有所谓“做样”，即有奸棍串同运军，抢先出兑，故意多出“赠耗”银两，使后来者不得不遵其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