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为的。“人之性恶，其善煮伪也。”他认为圣人变化、改造人的“恶”的本性，兴起人为的善，从而确立礼义，制定法度。他说：“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又说：“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认为礼义不是出自人们天生的善性，而是圣人所造成的人为规范。他说：“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又说：“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在这里，荀子把“圣人”与“众人”分别开来。“圣人”与“众人”，“君子”和“小人”，按其本性来说，既然都是共同的，又为什么不同了呢？荀子认为这是由于后天环境学习积累的不同而造成差别。《荣辱》篇说：“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注错习俗之所积耳。”《儒效》篇有明确地阐述：“故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旦暮积谓之岁，至高谓之天，至下谓之地，宇中六指（上下四方）谓之极，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贩）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事或职务）。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长期磨炼）使然也。”荀子跟孟子所主张的“天生”的“圣人”不同，而是认为“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从这一观点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小人”与“君子”、贱和贵、愚和智、贫和富的界限。他认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互相对换）也”；“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虽然“可以为（君子或禹），未必能也。虽不能，无害可以为”。《儒效》篇认为只要后天学习得好，就可以由“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这一看法，表现出在荀子生活的时代，阶级、等级乃至智愚的升降变化，也反映了荀子的思想是代表新兴阶级的利益，要打破以前那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身份等级制，而要以具有新的含义的“礼义”为标准来重新划分等级。他在《王制》篇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荀子也跟孟子同样认为君子、小人，劳心者、劳力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有鸿沟。《儒效》篇认为君子“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小人”则是“纵性情而不足问学”。他说：“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所贱于桀、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安姿睢，以出乎贫利争夺。”《富国》篇又说：“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看来，荀子所说的“君子”和“小人”的相同点是本性都是恶的，所谓“其性一也”。而君子跟小人的不同是，君子能化性起伪，讲礼义道德；小人却是顺其性情而“劳力”贪利，从而产生了役使与被役使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