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邑。（续4、33、4）
“作邑”就是建城。唐土疑即汤社。因此国（城邑）是在唐社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殷王对于作邑、建城极为重视。他不但亲自参与其事，而且要征求上帝的许可。
周克殷后，武王念念不忘有两件事：一是继承问题，一是营建洛邑。今《尚书》中《大诰》、《召诰》、《洛诰》等篇都记载有关营建洛邑之事。下引《召诰》一段如次：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胐。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
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472─473页。
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卫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
这一段记事，按照月日记载经营洛邑的活动。大意是这样：周公摄政称王，因此文中“王”是周公假成王之命。他先派召公由丰镐前往洛邑勘察地形，接着周公又往洛邑勘察，观看了新邑的规模。在营建洛邑的过程中，召公还号召庶殷来参加劳动。丁巳这一天，在郊举行祭祀，牛二。次日又于社祭祀，牛一、羊一、豕一。这都是按照殷礼进行的。过了七天，周公用书对殷诸侯：甸、男、卫邦伯训话，他们都很兴奋。太保把殷的庶邦、冢君带到外面，取皮制的币赐给周公。
古代希腊、罗马对于建城也看得十分隆重，我引用法国古朗士的《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研究》一书《建城》一节中的话如此：筑城第一要注意的是选择新城的地址，因为它有关将来人民的幸福，都以地址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因此总须请神来择定。筑城之日罗莫卢斯先行祭祀。从彼自阿尔伯来的人皆从于其左右，点燃起荆棘火，他们皆超越其上，认为能使人民纯洁。（中译本第107页）
两相比较，都反映了无论中外，对于建城的重视，并有一定的礼仪。
我国春秋时还依然如此。《春秋经传》中屡见有建城某某的记载，所谓“书时也”（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三十）。《左传》开头第一篇就是“郑伯克段于鄢”，记载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的城邑规模很大，已超过了礼制，显然是他有野心的表示。郑庄公表面上没有计较，等到时机成熟，便兴兵进攻共叔段，并把段杀死①。由此可知建城的重要。原则上一国只可以有一个城（国）最大，而卿大夫的邑，虽然有城而应小于国。否则就是一国二城。这种情形叫做“耦国”。
（三）国与野的划分关于国与野的划分，这里再作一些论述。因为周克殷后，东方沿海（包括山东、河北、河南之间）原是夏殷和东夷居住过的地方。周人，作为征服者，居住在“国”中叫做“国人”，原来的夏殷和东夷土著就退居于“野”，这样国与野的制度便形成了。
《周礼》书中把这一制度叫做“体国经野”。《尚书·费誓》里把这叫做“三郊三遂”，《国语·齐语》里叫做“参国伍鄙”都是一样的。《周礼》对此说得更加具体。按照它的记述，在王城的城圈以内叫做“国”，即后人所谓“王城”，在“国”以外是“乡”，分成六乡，六乡以外的叫做“郊”。广义的说，“国”的范围应该包括郊以内。在郊以外的地方，统称为“野”，但是也可以分为六遂，所以广义的说，包括六遂在内都属于“野”。各书记载虽略有不同，但都不否认国、野制度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