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些同志认为，“庶人”和“民”是古代东方奴隶社会的公社成员，他们强调农村公社成员是自由民的身份。如吴大琨就明确指出，西周的公民成员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农奴，而是自由民②。日知同意丁山认为人鬲是“编户之民”的看法，他说，“庶人”从许多文献看来，都应当是自由民③。杨棫认为，西周的主要生产力是在国王统治下集合起来的全体族众。《噫嘻》和《载芟》所咏，即族主、族伯、族旅、族强、族以，全族上下老幼一齐出动的场面。这些族众的身份都属于自由民，这一点从《良耜》、《载芟》、《七月》、《楚茨》等诗篇所描写的“农夫”、“农人”于收割后集于公堂（公族的祀堂）祭祀共食的热闹情况也可以看出④。一些同志不同意把公社成员看成是自由民。他们引用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所说的，在亚细亚形态下，“单个的人从来不能成为所有者，而只不过是占有者，实质上他本身就是作为公社统一体的体现者的那个人的财产，即奴隶。”认为庶人正具有这种特点。金景芳从庶人的家庭、居住、劳动对象、耕作方法、劳动兴趣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作了论证和分析后认为，“庶人”与希腊罗马类型的奴隶不同，但也很难说成是农奴。“从表面上看，他依然是公社的成员；但从实际经济地位上看，他已是奴隶”⑤。
持有第三种看法的是杨宽。在他看来，西周是存在相当数量的生产奴隶的，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单身奴隶，称为“人鬲”、“鬲”或“讯”，这类奴隶以“夫”或“人”计算，是战争中的俘虏，《大盂鼎》的铭文记载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二类是婚配成家的奴隶。即“臣”，以“家”计算。第三类是把整个氏族和部落作为奴隶，如《井侯簋》中所说的州人、■人、墉人等。杨宽分析了周初封地的类别，认为当时国王封赏给臣下的土地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叫土、采、邑、里，这类土地赏赐是连同居民在内的；另一类土地叫“田”，封赏时不附带居民，偶而有连带臣妾的。后一类封地转让时不附带有耕作者，用来抵偿时“田”和奴隶要分别计算。这种不附带有耕作者的“田”无疑是使用奴隶耕作的。《曶鼎》记述“田”和奴隶一起赔偿，《不■簋》记述臣和田一起赏赐，就因为这类田使用奴隶耕作。据上分析，杨宽认为，西周有相当大的农业奴隶。同时他又指出，西周奴隶制有着古代东方③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④详见李亚农：《西周与东周》，上海人民出版社。
①田昌五：《中国奴隶制形态之探索》，《新建设》，1955年第6期。②吴大琨：《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③日知：《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关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④杨棫：《论殷末周初的社会性质》，《新建设》1955年第10期。
⑤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的阶级结构》，《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型保留“村社”残余形态的特点。村社农民，即耕种井田的庶民和庶人，并不是农奴，因为奴隶主已经把奴役农业奴隶的手段运用到“籍田”上，对待村社农民如同奴隶一样残暴。但从身份等级来说，他们又比一般奴隶高，奴隶主并不能加以买卖和屠杀。他们不但有家，还有一些工具和家畜。综合这两方面的特点，杨宽认为，“庶民”或“庶人”实质上就是一种保留有“村社”残余形态的种族奴隶或集体奴隶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