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论语·子路》。
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又说：“疱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②孟子的意思是说想要人口多，就需施行惠民的政策。这实际上也等于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在于人口的多少，而在于政治的好坏。政治好了，社会生产就会上了轨道，人口也会多起来。《史记·平准书》：“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汉初以来的这种繁荣，是跟当时的人口增殖互为因果的。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这里提出“国家无事”这个政治上的因素。《汉书·食货志》说：“哀平之世，百姓资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这又提出来一个新问题，人口多了，富的程度并不一定相应地增加。
隋唐早期，社会经济号称富厚。但户口增殖的速度，唐代远不如隋。杜佑《通典》卷七对此有一番议论。他说：隋受周禅，得户三百六十万。开皇九年平陈，又收户五十万。洎于大业二年，干戈不用。惟十八载，有户八百九十万矣。其时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纲。隳紊，奸伪尤滋。高颎覩流冗之病，建输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彊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先敷其信，后行其令，承庶怀惠，奸无所容。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颎之力多焉。功规萧葛，道亚伊吕，近代以来，未之有也。
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余年，才如隋氏之数。圣唐之盛，迈于西汉，约计天下编户，合逾元始之间，而名籍所少三百余万。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贵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崇佚之所至，美价之所归，不无轻薄之曹、浮华之伍。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风流相尚，奔竞相驱，职事委于群胥，货贿行于公府，而至此也。
杜佑在这里指出，隋代户口的增加是由于高颎整理户口的成功；唐代户口数增加得缓慢是由于文人执政，不能象高颎那样做出整理户籍的成绩。实际上，杜佑是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封建国家跟地方大族争夺劳动力。一个是国家户籍跟实际的户口数，有时会相差很远。这两个问题的存在，为研究历史上的人口问题增加了困难。究竟历代户口的数字记载有多大的真实性，还需要认真的研究。
《明史·食货志》：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户一千六百五万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弘治四年，户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历六年，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太祖当兵燹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靖难兵起，淮以北鞠为茂草，其时民数反增于前，后乃递减，至天顺间为最衰。成弘继盛，正德以后又减。户口所以减者，周忱谓投寄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而要之户口②《孟子·梁惠王上》。
增减，由于政令张弛。故宣宗尝与群臣论历代户口，以为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由土木兵戎。殆笃论云。
这是说，观察人口多寡，不仅要看到时局的治乱，还要看到法令的张弛。法令张，游离于户籍的那四种人出现的少了，户口就多了，法令弛，那四种人就多，户口就少了。这种看法，类似于上文所引杜佑的看法，但还要更周详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