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边远少数民族实行的赋税制度早在秦国惠王“并巴中”以后，对廪君蛮就实行了不同于秦国其他地区的赋税制度。官府规定：“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文，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镞”。到了汉代，依然按照秦的办法，所谓“汉兴，南郡太守靳强，请一依秦时故事”即其证①。由上可知秦和西汉，对巴郡南郡地区的廪君蛮，分“君长”与“民户”两种对象课税，二者均合田租与口钱、算赋于一体，“君长”以铜钱、“民户”的实物纳税，既简化了赋税制度，征收物又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实况。
同是少数民族，又有不同的赋税征收办法。以板楯蛮为例，秦昭王时由于此少数民族射杀为害于巴汉地区的白虎，于是昭王“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②，即每户免去一顷田地的田租，免去十人的算赋。到了汉代，由于这些夷人曾“从高祖定乱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虎为事，户岁出賨钱，口四十”而已③。《后汉书·南蛮传》则谓：“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祖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对板楯蛮的征税办法，显然不同于廪君蛮。
又如对武陵蛮的课税，也有其特殊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①这种按大，小口征收賨布的作法，又有别于按户征收的制度。
此外，对西南夷、羌人及岭南的少数民族，大都采取不同于一般汉族民户的赋税制度。以西南地区的哀牢人而言，自东汉建武年间内附，“自是岁来朝贡”而已，别无赋税。到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以其地置永昌郡，太守郑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②。总之，对于西南诸夷，汉代统治者只不过取“其賨，幏、火毳、驯禽、封兽之赋”而已③。以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而言，西汉于此地初置十七郡之时，均“无赋税”，其地方统治机构的经常经费，也由临近的南阳、汉中以南郡县比照本郡县供给“其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等；至于军事经费，则全仰给于中央大司农④。即使到东汉时期，处于湘粤边境的属于桂阳郡的含洭、浈阳、曲江等县，仍然“不出田租”⑤。
由于秦汉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特殊的赋税制度，或者不征租①《后汉书·南蛮传·巴郡南郡蛮》。
②《华阳国志·巴志》及《后汉书·南蛮列传·板循蛮传》。
③《华阳国志·蜀志》。
①《后汉书·南蛮传》。
②《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夷》。
③《后汉书·西南夷传·论曰》。
④《汉书·食货志》。
⑤《后汉书·循吏·卫飒传》。
赋，从而有利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开发。反之，到东汉时期，由于地方官连续对南蛮、西南夷及羌人地区实行了重其租赋的政策，结果导致了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接连反抗，终于加速了东汉政权的崩溃。由此可见，从实际情况出发而制定不同的赋税政策的作法是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