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存留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就中国古代历史而言，井田制是不是农村公社？多数同志作了肯定答复。有的文章为此作了深入分析，认为西周农村公社的井田制有两种，其组织形式与剥削方式各不相同。一是在“野”的井田制，是八家为一个公社，公田和私田即在每个井中，由八家共耕其中的公田。二是“国”中的井田制，则是十夫千亩为一个公社，中无公田，公田不是分散在“十夫为沟”的井田以内，而是和私田相隔离，集中地存在着，即所谓“籍田”。在“野”的公社是周人征服的民族，实行“助法”的剥削形式；“国”中的公社是周族人，实行“彻法”的剥削方式。两种剥削方式的不同不仅在剥削上“彻法”轻于“助法”，而且用途的性质也不同。“国中什一使自赋”，“赋”是军赋，专供车甲兵马之用的。这是因为征服者周族人，战时执干戈上阵，是他们的权力也是义务，它是由原始社会演变而来的①。同意郭沫若对“井田制”解释的同志则不同意上述意见。他们认为井田是以耦耕为基础的集体耕作，是计量剥削单位。井田制中的“公田”是周王和诸侯直接控制的土地，“私田”乃是卿大夫之田，周族平民和庶人是根本沾不上边的。我们觉得，弄清中国古代是否存在过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这对理解商周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有着重要意义。有的同志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论述，认为农村公社是由公有制到私有制的必经阶段，如果把我国阶级社会的产生直接上承父系氏族公社，好象不曾经过农村公社似的，这就难以使人理解了①。
以往研究古史分期问题，主要放在经济基础方面，忽视了对上层建筑的研究。近年来，人们开始认识到对它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开展了对先秦政体的讨论。有些同志认为，先秦政体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划分为两大阶段：即夏、商、西周是宗法君主制阶段，自春秋中期至战国末是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主义的中央集权制。也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奴隶社会的政体划为三大段：即夏代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雏型时期，也就是建立了一个高出部落之上的原始政治机构；商代已经形成了贵族联合执政的政体；西周建立了宗族、贵族和官僚三位一体的统治，完成了宗统和君统的统一。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城邦国家，是近年来提出的又一课题。有的同志研究孔孟书之后，认为古代中国是城市国家形成和发达的历史过穆，反映在孔孟书中的不是**主义帝国，而是贵族政治、民主政治的城市国家②。有同志从甲骨文着手，认为商代存在方国联盟，商朝实际上是一个方国的王朝，否定商朝是庞大的**国家和实行分封制。但也有些同志，否认中国先秦时期城邦民主政体的存在，认为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城市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基础上形成了城邦民主制，而中国在夏、商、西周只有城堡和都邑，“工商食官”、工商业没有自由发展的余地，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城市，更不可能形成城邦民主制国家。我们认为，研究先秦政体的演变、城邦问题等上层建筑，对于确定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界线是有意义的。因为，经济是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但它不能，也不可能作为划分社会形态变更的标志。社会形态变更的标志，①详见韩连琪：《西周土地所有制与剥削形态》，《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期。徐喜辰：《试论西周时期的“国”“野”区别》，《吉林师大学报》1978年第2期；《贡助彻论释》，《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1期。
①李埏：《试论中国古代农村公社的延续和解体》，《思想战线》1979年第3期。②详见林志纯：《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只能从上层建筑中去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