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陈伯达：《殷周社会略考》，载《太白》第二卷第四期，1935年5月。②吕振羽：《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文史》第一卷第一期，1934年4月。本运动法则，显现于无数具体的形态中，——从最原始的奴隶制到最发展的奴隶制。在形式上，他可以成为‘家长制的’‘家内的’、‘古代希腊罗马的’以及其他的奴隶制”①。他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也主张殷代是奴隶社会。邓云特在《论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②一文中，批驳了认为奴隶社会只是存在于古代希腊、罗马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的论点。他还针对社会史论战中有人引用着普列汉诺夫关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完全没有引导古代生产方法的出现”那段话，指出“他把只有“外的影响力’的地理条件，看成了能够左右历史发展方向的决定因素，这种地理唯物论的极度夸扬，结果自然抹杀了客观历史的规律性。”在邓云特看来，殷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国家建立时期，当时私有财产的确立，破坏了氏族共产社会的经济结构，引起了社会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殷代的奴隶劳动，造成了牧畜业的高度发展，纯农业的相对发达，制造工艺的进步，商品交换的流行等各种经济条件。而这些条件又促进了奴隶经济的发展，并且也为它的崩溃创造了条件。在谈到西周的社会性质时，邓云特说，西周虽然也有使用奴隶的事实，但在当时生产领域里，并不是以奴隶劳动为主，而是由农奴劳动占支配的地位。他认为，《诗经》的“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小雅·甫田》），“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以及“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小雅·大田》）等诗句，都反映了西周封建领主奴役下的农奴劳动的情景。
三十年代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艰难的条件下，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进行英勇斗争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以郭沫若、吕振羽和翦伯赞等为代表的进步的史学工作者，在这场论战中有力地反击了陶希圣之流和丁迪豪、胡秋原等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歪曲，广泛地宣传了唯物史观，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应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上，这就为揭示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特别是商周史的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当时国内外的一些所谓学者，抓住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攻击我国，把中国的社会制度歪曲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古老格局”的“定期更新”，这只能把问题引向歧途，否定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当时的进步史学工作者尽管在方法论上或在史料的运用上还存在着不少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或错误，但是他们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包括商周史研究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①《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三卷第三期，1936年。
②《新世纪》第一卷第三期，1936年11月。
第三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显著成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商周史研究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