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记载，大业五年（609）六月，隋炀帝西巡，至张掖（今甘肃张掖）时，亦“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此观风行殿是否即是大业三年宇文恺所造的，抑或是重造，录以备考。
这些大型的活动性建筑，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他在机械制造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
除了规划、设计和主持施工，建造了一系列大型建筑工程外，宇文恺还在明堂设计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明堂原是周代朝廷的前殿，传说其形制是周公所立，并“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①。后世追崇周制，把明堂制度神圣化，成为中国古代举行大典和宣明政教的大殿，凡朝会及祭祀、庆典、选士、教学等大典，都在其中举行。也可以说，明堂象征着帝王的权威，即所谓“天子坐明堂”②。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对明堂制度非常重视，但具体的明堂形制是什么样子，则仅凭臆测，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因而各代虽都有制定明堂制度之举，却均未能形成定制。
隋文帝平陈之后，也把建立明堂制度提上了议事日程。开皇十三年（593），诏命礼部尚书牛弘等议定明堂制度，当时任检校将作大匠的宇文恺曾献上明堂本样。他“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样，重檐复庙，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①。宇文恺所献的明堂木样受到隋文帝的赞赏，但由于诸儒异议，久不能决，而作罢。“高祖异之，命有司于郭内安业里为规兆。方欲崇建，又命详定，诸儒争论，莫之能决。弘等又条经史正文重奏。时非议既多，久而不定，又议罢之。”②隋炀帝继立之后，宇文恺又上“明堂议”及明堂木样。关于宇文恺所上明堂议及木样事的具体时间，据《隋书·礼仪志》一记载：“及大业中，恺又造《明堂议》及样奏之。炀帝下其议，但令于霍山采木，而建都兴役，其制遂寝”，则似应该是在大业元年三月营建东都开始之前，即大业元年一、二月间。但此时隋炀帝刚登位不久，忙于巩固其统治地位，又欲兴建东都，宇文恺是很会揣测帝心的，想不致于在此时奏上“明堂议”及木样。而此记载也仅言大业中，若是在大业元年初，当会指明是大业初，而不会称“大业中”的。据《隋书·宇文恺传》记载：“帝可其奏，会辽东之役，事不果行。”《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引《隋志》亦说：“会辽东之役，不果行。”隋炀帝征辽东之役，是大业七年着手进行准备，第二年发兵的，则宇文恺所上的奏①《礼记正义·明堂位第十四》。
②《古乐府·木兰诗》。
①②《隋书》卷六《礼仪志》一。
议和木样当在大业六年底至七年初之间，这应是比较可信的。
宇文恺所上的《明堂议表》除引经据典，考证明堂制度外，还附有建筑设计图和立体木制建筑模型。为完成此一工作，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他“远寻经传，傍求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③。这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建筑考古学文献。虽说其所议定的明堂制度只能作一家之说，无能定论，但从他所绘制的建筑图和据此制作的木制立体模型，却可以推断他已经使用了比例尺。这种利用比例关系绘制建筑图和制作立体建筑模型的方法，在中国建筑史上是一大创举，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大业八年三月，隋炀帝征伐辽东（今辽宁辽阳）时，宇文恺亦随行。为了渡过辽水（今辽宁大凌河），“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浮桥三道于辽水西岸，既成，引桥趣东岸，桥短不及岸丈余更命少府监何稠接桥，二日而成”①。宇文恺所造浮桥虽因测量河宽不准确而未能成功，但却为何稠的接桥工作奠定了基础。为此，他“以渡辽之功，进位金紫光禄大夫”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