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上代魏晋无闻，但五胡十六国时官爵显赫，后者在一定范围内也是孝文帝定姓族的重要依据。如陇西李宝、李冲，本西凉皇室，社会声望自然极高。赵郡李顺，祖李颐，高阳太守，武安公②；父李系，后燕散骑侍郎（官品五品）；从父李勰，史书虽未载其官爵，但既称“有声赵、魏间”，以至魏道武帝平中原，闻其已死，甚悼惜，竟赠将军、太守之位，自亦五胡十六国名族。勰子李灵能与范阳卢玄等一起被魏太武帝所征，征至京师由平民直接拜中书博士（即原国子博士，从五品上），当亦依据十六国旧籍。所以，我们估计陇西、赵郡二李定为高门，当决定于十六国旧籍，上升为第一流“高华”，则依靠入魏后显赫之官爵。而和二李情况不同，如前述顿丘李峻等，虽入魏后官爵之显赫少有伦比，但因上代魏晋、五胡十六国俱无闻（仅知李峻父位刘宋清浊不分的济阴太守），估计当出身役门、寒人，所以定姓族时门阀远比不上“四姓”、“二李”，虽然也是高门。
再举一例。
《北史·宋隐传》：出身广平宋氏，曾祖、祖、父“世仕慕容氏，位并通显”。由隐从弟宣、从子愔起，子弟先后仕魏，官位最高不过员外散骑常①陇西李氏西晋当为寒门，见唐长孺：《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赵郡李氏，多称东汉名士李膺之后，即便此说可靠，团其后入魏晋间默默无闻，不是“势族”，对北魏定姓族也不起多少作用。
②《唐书》卷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
侍（从三品上）。愔孙宋弁，孝文帝用为黄门郎（三品中），兼司徒左长史。“时大选内外群官，并定四海士族，弁专参铨量之任，事多称旨”。弁也”自许膏腴”。可是有一次孝文帝“以郭祚晋魏名门”，谓弃曰：“卿因当推郭祚之门”。并不肯。帝曰：“卿自汉魏以来，既无高官，又无俊秀，何得不推？”按郭祚出身太原郭氏①，乃汉大司农郭全，曹魏车骑将军（二品）郭淮弟郭亮之后。淮侄奕，西晋尚书，“有重名，当世朝臣皆出其下”。五胡十六国时郭氏似未出仕。入魏，郭祚祖逸最高位徐州刺史；祚父洪之，坐崔浩姻亲诛。祚定姓族时位散骑常侍（二品下）。以上材料表明广平宋氏入魏并非显宦，与太原郭氏大略相同，可是因为按旧籍宋氏于十六国时“位并通显”，是高门，故宋弁得负责定姓族之事，孝文帝临终还以宋弁为六名辅政大臣之一。而郭氏尽管五胡十六国默默无闻，但因是“晋魏名门”，所以孝文帝要宋弁推郭祚门阀在前。这与孝文帝推崇“四姓”之精神完全一致。考虑十六国旧籍，特别是重视魏晋官爵、门阀之风，早已在北魏社会流行。《魏书·崔浩传》：与崔赜、崔模虽同出清河崔氏，但“浩恃其家世魏晋公卿，常侮模、赜”。《魏书·王慧龙传》：自称出身魏晋太原王氏，王氏世齇鼻（酒糟鼻），“慧龙鼻大”。司徒崔浩曰“真贵种矣”，推崇其高贵血统，并妻之以女，“数向诸公称其美”。随着汉化发展，类似崔浩思想在社会上进一步扩散，到孝文帝定姓族时，把魏晋官爵放在主要地位，便毫不奇怪了。
关于重视魏晋官爵之风，还表现于许多人往往假托两汉魏晋显宦之后代。《魏书·成淹传》：“自言晋侍中粲之六世孙”。《张熠传》：“自云汉侍中张衡是其十世祖”。《温子昇传》：“自云晋大将军峤之后也”。类似情况还可见刘道斌、孙惠蔚、陈奇、窦瑗、王显、赵黑、抱嶷各传。甚至前述“四姓”之一的王慧龙，也是“自云”出身太原王氏，只因崔浩赞许，方才得到王朝承认。这种风气既推动了定姓族对魏晋官爵之重视，也是定性族重视魏晋官爵之制在社会上之反映。
由上也可证明，唐代柳芳关于北魏孝文帝重定郡姓高下，系以北魏三世官爵为主要标准之说，并不完全符合当时实际。
①以下参见《魏书》本传、《三国志·郭淮传》及注、《晋书·郭奕传》。第四节门阀制度的衰落南北朝后期是门阀制度的衰落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