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检籍，我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南朝齐初的户籍大检查。这次著名检籍的起因，是由于当时的户籍发生了极度的混乱。《南齐书·虞玩之传》称：“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八条取人，孝建元年（454）书籍，众巧之所始也。”《南史·王僧孺传》引沈约的话说：“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所谓“八条取人”、“七条征发”，现在已无从知其详细内容。唐长孺在《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中，征引《宋书·索虏传》载何尚之关于“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的议论，对此作了精要的阐释①。据唐长孺的意见，在元嘉二十七年大征发时，制定了哪些人该服役、哪些人不服役的硬性标准，何尚之所谓不在征发之列的“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职从事，及仕北徐、兖为皇弟皇子从事，庶姓主簿，诸皇弟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以上、相府舍者”，这些人以上即为有免役权的士族。由于士族的标准明确，所以在孝建元年编造户籍时，许多企图避役的人就增损籍状，把自己变成合乎免役条例的士族。这样就造成了户籍的大混乱。由于当时户籍混乱主要是冒充士族造成的，所以齐初检籍的重点，是对准那些“改注籍状，诈入士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的人。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内容，当时检籍还包括纠举那些“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停私而云吏役，身强而称六疾”以及“盗易年月”等投机取巧者。对那些“抱子并居，竟不编户”①、“小塘藏丁匿口”②等脱离户籍之人，在这次检籍中也要把他们重新编入户籍。当时凡被认为有伪冒或脱离版籍的民户，都被称为“却籍”，却籍者要充远戍。萧齐统治者对这次检籍决心很大，但由于检籍官员行私舞弊，反而造成很坏的后果。梁沈约说：齐初“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于此大坏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日士伍或有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所却既多，理无悉当，怀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辞请诉，充曹牣府，既难领理，交兴人怨”③。这样，至永明三年（485）就激起了以唐寓之为首的农民起义。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也因为这样的检籍再也无法推行，所以到永明八年（490）齐武帝下诏：“既往之愆，不足追究。自宋升明以前，皆听复注。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此后有犯，严加翦治”④。宣布这次检籍完全作废。齐初大检籍以后，小规模的检籍仍不时发生。如在齐东昏侯时，“先是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又东境役苦，百姓多诈注疾病，遣外医巫。在所检占诸属名，并取病身。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积年，皆摄充将役。又追责病者租布，随其年岁多少。衔命之人，皆给货赂，随意纵舍”①。这样的检籍，当然也不会有多大成效。
除上述检籍外，统治者在编造新户籍时，也要依据旧籍进行户口检查，①《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110—111页。
①②《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
③《通典》卷三《食货·乡党》。
④《南齐书·虞玩之传》。
①《南史·废帝东昏侯纪》。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检籍。由于户口状况是不断变动的，所以封建政府窍隔一段时间要编造一次新户籍，这属于正常情况造籍；另外，在统治者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时，为了适应新制度的要求，封建政府也往往要编制新籍，这属于特殊情况的造籍。后一种情况因与改革相配合，所以在争夺劳动人手方面，往往会取得巨大成绩。这种造籍，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至少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西晋太康元年推行占田制时，太康三年国家控制的户口较太康元年增加一百三十多万户，就是这一次造籍所取得的结果。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说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