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孙权在年轻时对大臣能推诚相与，到晚年就百般猜忌、甚至横加屠杀呢？其原因大概有二：在主观上，这是孙权晚年**作风恶性发展的结果；在客观上，与孙吴时期大族势力的急刷扩张有关系。后一点需要多说几句。孙权为了拉拢统兵将领，曾实行世袭领兵制度和复客制度，又把大量土地赏赐给他们，并免税优待①。孙吴的将领多出身大族，经孙权着意培植后，他们拥有的土地和劳动力就越来越多，势力急剧膨胀，乃至“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田池布千里”②。大族肯定是封建政权的阶级基础，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因为大族势力越发展，国家的兵源税源就越少，阶级矛盾也越尖锐，给封建统治带来危机。这是历代中央集权与地方大族产生矛盾的根源。事实证明，东吴后期中央与大族之间的矛盾已十分尖锐。贺邵为吴郡太守时，曾到当地大族顾、陆诸家的屯邸检括他们非法役使的官兵和逃亡农民，许多大族被判罪，后经江陵都督陆抗向孙皓求情，才得释放③；此其一。凤凰三年（274），孙皓又曾“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④，这些“使者”的任务和贺邵在吴郡干的工作性质完全一样；此其二。由于陆凯多次对孙皓直言进谏，孙皓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但因凯“宗族强盛，不敢加诛”⑤，可见东吴皇帝对大族多有顾忌；此其三。以上三例，虽都是发生在孙皓时期的事，但可以肯定，东吴中央皇权与大族之间的矛盾绝非自孙皓始，而是在孙权后期就相当尖锐了。孙权对大臣猜忌、甚至屠杀，在相当大程度上应是这种矛盾的反映——一种曲折的反映。当然，猜忌和屠杀并不能解决中央和大族之间的矛盾，从孙权所处的时代来看，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应是曹操所制定的“重豪强兼并之法”①、诸葛亮所制定的“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②这一类抑制大族势力发展的政策，但孙权却没有制定出这种政策。这说明，就军事、用人以及开发江南经济来说，孙权的才干和历史功绩堪与曹操、诸葛亮相媲美，但在治国上则要差一些。这也许就是孙权这个重要历史人物过去长期遭到人们忽略的一个原因吧。
②《三国志·吴书·孙和传》。
①参考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一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②《抱朴子·外篇》卷三四《吴失》。
③《世说新语》上卷下《政事篇》。
④《三国志·吴书·孙皓传》。
⑤《世说新语》中卷下《规箴篇》《孙皓问丞相陆凯》条注。
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②《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
第二节周瑜③周瑜（175—210），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东吴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
助孙策开拓江左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周瑜出生在一个士族家庭。曾祖周荣先后在章帝、和帝两朝担任过尚书令的职务。从祖周景、从伯周忠皆官太尉，位列三公。周瑜的父亲周异则为洛阳令。
在周瑜的幼年时期，东汉政权的统治正面临严重危机。政治**，经济凋敝，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统治阶级内部的各派势力乘机扩充了军事实力。他们之间的争夺十分激烈，冲突日益升级。政局不稳，战事频起，加速了皇权的削弱和割据分裂局面的形成。
中平六年（189），灵帝病死。关东地区的一些州郡牧守不满董卓专政，纷纷举兵讨伐。附属于袁术的吴郡豪族孙坚也参加了讨董联军。临行前，孙坚将家眷安置到舒县。十四岁的周瑜结识了孙坚的长子孙策。孙策与周瑜同岁，都是心怀大志的少年。两人情趣相投，关系很好。周瑜把家里的一部分住宅让给孙策，还经常以财力对他进行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