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羸者补户”，就是把被征服的山越的老弱、女丁编为国家的自耕农和民屯上的生产者。这一部分人究有多少，不得而知，但肯定会大大超过补兵的人数。东吴在山越聚居的邻近地区增殖郡县，就是为了安插、统治被迫出山的山越人。如建安十年，孙“权使贺齐讨上饶，分为建平县”；建安十三年，“使贺齐讨黟、歙，分黟为始新、新定、犁阳、休阳县，以六县为新都郡”；建安十五年，“分豫章为鄱阳郡，分长沙为汉昌郡”；黄武五年，又一度分丹阳、吴、会稽“三郡恶地十县置东安郡”①。郡县的增置是以国家控制户口的增多为前提的。
山越人民离开深山以后，他们受东吴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可能比受大族的剥削和压迫要重一些，但他们居处的自然条件改善了，而且由于和汉族进一步融合，也使他们的生产技能和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这对江南的开发有着重大的意义。
三、发展交通和手工业生产在吴国的经济中，水上交通和若干手工业部门的发展是引人注目的。赤乌三年（240），孙权使左台御史郗俭，凿京城建业西南，自秦淮抵宫苑之内的仓城，以运输粮食，名运渎。赤乌四年，孙权又诏凿东渠，通北堑，以泄玄武湖水，南接秦淮，逶迤十五里，名曰青溪。赤乌中，孙权又令凿潮沟，引江潮抵青溪，接秦淮水，西通运渎，北连玄武湖②。运渎、青溪、潮沟是沟通京城一带的水运线路。赤乌八年，孙权“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勾容中道，自小其（今江苏句容县东南）至云阳（今丹阳县西南）西城，通会市，作邸阁”。这段水道名破冈渎。破冈渎东南连接云阳至吴、会的水道，西北与运渎接通，这样吴越运船就可直达吴京都仓城。孙权还令“岑昏凿丹徒至云阳”①的水道，与吴、会至云阳的水道相接。《南齐书·州郡志》所谓“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就是指孙权时凿通的这条水道。这条水道也就是以后江南运河的前身。
为了水运和作战的需要，孙权很重视造船业的发展。当时最大的造船基地在建安郡侯官（今福建福州市），吴在此设典船都尉，许多罪犯被罚到这里造船。武昌的官府造船业也很兴盛，它造的一艘名为“大船”的战舰，能“容敌士三千人”②；另一艘名“长安”的战舰，“船楼装高”③，也是一个庞然大物。孙权曾派万人船队北至辽东，南到台湾、海南岛，为航海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吴亡时，西晋从吴接收的舟船达五千余艘。这都说明吴国有极强的造船能力。
②上引资料分见《吴书》本传。
③《三国志·吴书·陆凯传》。
①上引资料均见《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
②运渎、青溪、潮沟的开凿，参阅《建康实录》卷二；《读史方舆纪要》卷二○。①《太平御览》卷一七○《州郡部·润州》引《吴志》。
②《太平御览》卷七七○《舟部·舟》引《武昌记》。
③《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江表传》。
纺织业和冶铸业的发展也较显著。江南盛产麻布、葛布，华歆北还时，孙权赠以越布、香葛，曹丕也曾遣使向吴求细葛④，可见江南所产布、葛的质量居全国上选。江南的丝纺织原来很落后，吴时始见起色。诸暨、永安生产的丝因质量优异，被列为贡品，称“御丝”⑤。孙权在后宫设织络厂，起初生产者不满百人，孙皓时已发展到上千人①，这些多来自罪犯的女徒专为统治者生产高级丝织品。吴国最大的冶铸基地是在建业和武昌。建业的石城门外有冶城，以后一直成为东晋南朝的冶铸中心。孙权曾在黄武四年（225）“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钢越炭作之”②，可见武昌有巨大的冶铸作坊。《宋书·百官》上称：“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置冶令，或置丞，多是吴所置。”这说明吴的铁冶十分普遍，为以后南朝冶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