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行屯田为了开发江南经济，孙权的第一个战略措施，就是仿照曹魏推行屯田制度。东吴的屯田制度始创于建安七、八年，一直推行到吴亡，历时七十多年。和曹魏一样，东吴的屯田制也分军屯和民屯两类。屯田的地区，在今江苏境内有溧阳、湖熟、于湖、江乘、赭圻城、毗陵、吴郡等地，在今浙江境内有海昌、上虞等地，在今安徽境内有新都、皖城等地，在今江西境内有柴桑，在今湖北境内有夷陵、江陵、金城、白沙口、金女、大文、桃班、武昌、下灵山、厌里口、安乐浦、阳新、浔阳等地①。这些屯田基地，有些是在与曹魏军事对立的邻近地带，有些是在孙吴的腹地，分布很广泛。从皖城的屯田基地有屯兵数千家，毗陵屯田上的劳动者有男女各数万口，可见东吴屯田的规模是很可观的。为了配合屯田生产，东吴很重视水利灌溉，如《水经注》卷三五《江水》三称：巴“水出雩娄县之下灵山，即大别山也吴时，旧立屯于水侧，引巴水以溉野”；新阳县富“水之左右，公私裂溉，咸成沃壤，旧吴屯所在也”。孙权对屯田十分重视，黄武五年（226）“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这可证明东吴的屯田也和曹魏一样，是普遍用牛耕田的。汉代江南已用牛耕，但到南朝始普及，其间由不普及到普及的转折，也许就是东吴推行的牛耕屯田吧。由于东吴推行的屯田很广泛，重视水利灌溉，普遍利用牛力，所以尽管它剥削很重，但对江南经济的开发还是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征讨山越东汉末年，在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的山岭地区，散居着许多“椎髻鸟语”的山越人。《资治通鉴》卷五六建宁二年胡三省注：“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胡说大抵有据。但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不仅山越人已大体汉化，而且在他们聚居的地区也迁进了不少逃亡的汉人，所以山越与先秦时期作为一个种族实体的越族已大不相同，他们与汉族已很少区别了。东汉末年，随着州郡和豪强武装崛起的浪潮，山越在他们大族的领导下，也建立起许多拒绝向官府服役纳税的割据王国。因为这些割据王国大多座落在山区，所以被旧史诬为“山贼”、“山寇”；又因为它们和平原地区结聚宗族而起的汉族豪强武装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也被史书称为“宗部”、“宗伍”。这些山越武装小者人数以千计，大者达数万人，其力量不容忽视。东吴政权建立后，为了与魏、蜀抗衡，需要广开兵源、税源，因此就对各地的山越展开了长期的征讨。
孙吴政权对被征服的山越人，采取了“强者为兵，羸者补户”①的政策。东吴来自山越的兵，有史可稽者，如陆逊讨丹阳山越，“得精卒数万人”，后又讨鄱阳山越，“料得精兵八千余人”；贺齐讨丹阳山越，“料得精兵八千人”；全琮讨丹阳、吴、会三郡山越，“得万余人”；潘璋讨建昌山越，“得八百人”；诸葛恪讨丹阳山越，“得甲士四万人”，“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顾承“与诸葛恪等共平山越，别得精兵八千人”；张承“为长①东吴屯田的地区，参阅陈连庆《东吴的屯田制》一文，载《社会科学缉刊》1982年第6期。①《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沙西部都尉，讨平山寇，得精兵万五千人”②；等等。略计上列数字，就达十余万人，约占吴兵总额二十多万的半数。东吴的士兵都要在军屯上进行生产，“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③。所以，东吴从征讨山越中得精兵十余万，同时也就是为国家增加了十多万精壮的劳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