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炎实施这一制度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限定最高占田数目，以阻止私人大量兼并土地。二是通过规定课田的最低限额，占田农民根据固定的课田数而交纳固定的课田租税，又使封建国家的租税收入得以保证。
这一制度给农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当时，占田数是农民向政府办理土地登记时的最高限额，至于农民是否能够占有规定的足额土地，政府并不过问，而政府却要求农民必须按足额的课田提供田租。西晋的田租比曹魏时期的亩税额加重一倍，户调则增加了二分之一。这就使得一部分农民因不堪政府剥削，而流入私门，成为豪强士族的依附民。
在颁行上述制度的同时，司马炎又规定了官僚士族按官品占田、荫客和荫亲属的种种特权：一品官可以占田五十顷，以下按官品递减五顷直到九品官占田为十顷；并按官品的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六品官以上占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占二人，第九品占一人；第一第二品官占佃客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第九品一户。“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晋书·食货志》）。这些被荫占的人口，只附属于大户私人的家籍，不在政府注籍，也不担负国家的租税赋役，只同主人保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受着主人的剥削和奴役。
这一规定保证官僚士族得以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特别是那些占田和荫客尚未达到规定数额的人可以借此补足。这是封建国家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肯定官僚士族荫占人口的权力，是地主国家对地主分子在人口问题上的重大让步。这一规定也是对官僚士族任意侵占人口和土地的限制，它反映了西晋政府同士族地主之间的激烈争夺。但是士族官僚们并不把司马炎的限令放在眼里，在合法占有之外，还往往通过兼并和私自侵夺攫取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象司徒王戎广收园田，水碓周遍天下；强弩将军庞宗有田二百余顷；历任方镇的石崇有水碓三十余区，仓头八百余人，田宅无数，仅某一处田庄就有地十顷。宗室司马睦在封国招诱逃亡人口，私占人口达七百余户。
奢侈荒淫，世风日下司马炎出身于钟鸣鼎食的贵族之家；从小习于安乐，贪恋奢华。称帝之初，他极力矫情伪饰，一俟统治巩固，骄淫的本性便按耐不住。泰始九年（273）他下诏采择公卿以下的女子以备后宫，并禁断人间婚嫁。到平吴之后，全国统一，天下安定，司马炎遂变本加厉起来。他“怠于政术，耽于游宴”（《晋书·武帝纪》），生活极端腐化。孙皓投降，东吴后宫五千粉黛尽归洛阳，西晋后宫的女子则达万人之多。司马炎不知宿在何宫为好，于是他乘坐羊车，由羊任意而行，停在哪里，就宿在哪里。一些希望得宠的宫嫔，在宫前放上羊喜爱吃的竹叶和盐，诱使羊车停在自己那里。后来宫嫔们互相模仿，羊也不知所向了。
皇帝纵情淫乐，臣下们也敢胡作非为，西晋统治阶层的奢侈荒淫称著于史。太傅何曾“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晋书·何曾传》）。何曾每天膳食用钱一万，还说没有下筷子的菜。他的儿子何劭衣裘服玩无数，每天的饭钱比老子多一倍。司马炎的舅父后将军王恺同散骑常侍石崇竞相夸富。王恺用麦糖洗锅，石崇就用白蜡当柴烧。王恺用赤石脂涂墙，石崇就用香椒和泥。王恺用紫丝绫做成四十里的步障，石崇就用彩织锦做成步障五十里。王恺摆出司马炎赐给的二尺高的珊瑚，石崇把珊瑚打碎，拿出六、七个三尺多高的珊瑚任他挑选。石崇的后房百数，膳食穷尽水陆珍奇。厕所挂满锦帐，有手持香囊的侍女在一旁侍候。石崇请客用美女劝酒，客人不饮，当场就把劝酒的美女杀死。司马炎的女婿王济用铜钱堆成短墙，用人乳喂猪、人乳蒸肉，还自称是掌握了烹调的秘方。真是丑恶透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