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傅子》。②长期以来所惯用的“乡品”一词，似不甚恰当。按“乡品”二字最早见《世说新语·尤悔》：温峤因被认为孝道有阙，“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意思是直到官高位显，在评定他的品第时，乡邑总不通过高品。这里“乡品”并非一词，而是乡邑给予品第之意。其用法与《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之“无乡邑品第”略同。把“乡”与“品”勉强凑成一词，与“官品”并举，其毛病首先是二者角度并不一致：“乡品”之“乡”是就由谁给予品第而言，而“官品”之“官”是就何种事物的品第而言。其次，更重要的是“乡品”一词涵义不很准确。因“乡品”与“乡邑品第”并非真由乡邑评定，而是由中正官评定，经司徒府批准，实际上与“官品”之确定出于一源，全都是封建王朝。而称“乡品”则会给人造成是民间评定品第之错觉。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将“乡品”改称“人品”，指士人德、才之品第，与“官品”角度一致，而不涉及由谁给予品第。据人品，定官品，合乎魏晋指导思想。“人品”一词也有历史根据。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品第就是九等。《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孙楚集》：班固人表“盖记鬼录次第耳，而陈群依之以品生人”。《后汉书·郭太传》注引谢承《后汉书》，经郭太评题，“人品乃定”。《文选》卷四十沈约奏弹王源：“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当时虽重在门品，但仍反映士人德、才品第原称“人品”。故宋《愧郯录》卷十、《通考·职官二一》俱称“人品”。②。所谓资，汉魏之时多称阀阅。如前所述，阀阅本来仅指个人前面已讲，考虑阀阅即功劳、资历之风，先秦己萌芽。可是直到东汉末年，从来没有在制度上规定，必须本人或父祖具有某种阀阅方可取得某些官位①。而至西晋却不同。由于“二品系资”乃硬性规定，加上中正官往往趋炎附势，故意抬高高官显贵及其子弟的人品等第，于是一种过渡性门阀制度，即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第差别，便逐渐产生。在这种制度下，高官显贵及其子弟往往据有人品上品，垄断选举，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②。它与汉代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的家族相比，存在显著差别。后者在制度上除有限制的父兄任出身外③，没有任何特权；子弟的大部分在未出仕前用裴子野的话便是“还齐布衣之土”。而前者却有“二品系资”。“公门”、“卿门”的子弟，在未出仕前已有很大可能评为人品上品，为以后在仕进上超越虽有德、才，而资不够的官吏及其子弟，开辟了广阔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曹魏、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④。
那么，“二品系资”的“资”，或者说“唯以居位为贵”的“位”，指多高的官位呢？
一般当指官品五品以上官位。这从下述零碎材料中可以推得：《晋书·刘弘传》：郭贞人品四品，在晋本任官品八品的尚书令史①。张昌在荆州起事，用他为官品六品的尚书郎，自是大力提拔，但他“遁逃不出”。荆州刺史刘弘为鼓励此忠君行为，“辄以贞为信陵令（官品六或七品）”，当然也意味不次拔摆。可见适应人品四品的官品，一般当为八品②。
《北堂书钞》卷六八“山简不拘品位”条下引西晋镇东大将军司马伷表：“从事中郎缺，用（人品）第二品。中散大夫河内山简，清精履正，才识通济，品仪第三也”。按中散大夫官品第七；司马佃镇东大将军府之从事中郎，官品当第六③。可见，人品三品一般当与官品七品相适应，如用为官品第六的从事中郎，便算超越品位。不过这种关系大概只限于朝廷官吏，至于地方官吏则要宽一些。《晋书·王彪之传》：为吏部尚书。宰相有命用秣陵令曲安远补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补湘东郡，彪之执不从曰：“秣陵三品县耳，殿下（指宰相司马昱）昔用安远，谈者纷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①，岂可处卜①只有西汉初规定需以列侯为丞相，可这只涉及个别官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