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门阀世族在政治上的腐朽却使得在他们中间像徐勉一类的人如同凤毛麟角。梁武帝为了自身统治的需要，注意在实际政务中发挥寒人的作用。他提出“设官分职，惟才是务”的原则，认为对才华超众的人不以其“居皂隶而见抑”，对生性凶险的人则应“虽处鼎族而宜甄。”天监四年（505），萧衍下诏设立招收寒门子弟的五馆，每馆有生员数百人，由国家供给食宿。只要生员能通一经，策实后即可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此外，萧衍对“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的选官年令限制也给予一定程度的放宽，下诏规定对寒门中有卓越才能者，选官勿限年次。这些措施为寒门阶层进一步打开了通往中下层官吏的仕途，适应了寒门势力日益崛起的形势。
萧衍是军人出身，靠武力取得天下，所以他对那些拥戴自己的武将功臣优宠备至。武将多是寒门出身。萧衍通过委以高官，封赐显爵的方式，使他们成为新的权贵，时“草泽底下，悉化为贵人”（《粱书·陈伯之传》）。如吕僧珍，起自寒贱，于禅代之际立有殊勋，遂封侯，官至领军将军、散骑常侍，萧衍任其为心膂，“恩遇隆密，莫与为比”。其余如张弘策、曹景宗、陈庆之等人，亦因萧衍称帝而骤富暴贵，或享受甲族权益，或任总方面，或权倾朝野。梁武帝萧衍也尽可能地满足这些人的政治、经济要求，使之成为自己可靠的支柱。
为安排旧族、新贵、寒士，梁武帝定百官九品为十八班，其外又有流外七班；武将内外之班达五十六，有名号二百四十八个。除此之外，梁武帝还不断增置州郡县，以满足门阀世族和寒门素士对官位的需求。
梁武帝优容皇族子弟和权贵后裔以及官吏，他们犯法，全然不受法律的制裁。梁武帝侄子萧正德和大臣子弟夏侯洪等人纠集恶少年公开杀人，劫人财物，梁武帝并不加以处分。御史中丞任昉弹奏曹景宗犯法，梁武帝以其是功臣，按下不治。他优容权贵，却刻于百姓，如果罪该从坐，不论老幼都不得免；一人逃亡，全家人都要被罚作苦役。天监十年（511），梁武帝到南郊祭天，途中一老人拦住他的车，说道：“你使用法律，对民众太严，对权贵太宽，不是长久之计呵！若能改变，对天下是一大幸事！”梁武帝听后，对百姓用法稍有宽缓。
为了有利于封建统治，梁武帝即位后就大兴儒学，制礼作乐。天监元年（502），素善锺律的萧衍，自制四种弦乐器，名‘通’，又制十二笛，辅以锺器，厘正雅乐。天监四年（505），设五馆讲授儒学，并分遣博士祭酒到各州郡立学。他经常亲临国学，讲授经籍，策试生员。天监十一年（512），又制成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一十九条，颁布施行。萧衍自己就是个无所不通的名士，他文思钦明，自幼笃学，博通儒玄。当了皇帝后，虽日理万机，仍学而不止，常常在烛光旁卷不释手，直至深夜。他著有《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等，凡二百余卷，或阐述儒学大义，或以玄学来补充儒学的不足。朝臣对其论点不同意者，都可以奉表质疑，他也一一为其解释断疑。
萧衍博通文史。他钦令编《通史》六百卷，亲自撰写赞序。他才思敏捷，文笔华丽，往往落笔成章。所作的千赋百诗，多是一气呵成，而且尚可文质彬彬，其中也不乏名作，例如“洛阳女儿名莫愁”的诗句到后世还在传诵。他多才多艺，“六艺备闲，棊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莫不称妙。”在他的倡导和鼓励下，梁朝五礼俱备，雅乐和谐，儒学大兴，文史并茂，东晋以来二百余年，“文物之盛，独美于兹”。北方士族中不少人南望羡慕，认为江南是正朔所在，文化渊薮，想来投奔。梁武帝因此亦十分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