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本纪十卷，记武帝、少帝、文帝、孝武帝、前废帝、明帝、后废帝、顺帝八朝共五十九年史事。它的上限，从东晋隆安三年（399）写起，下限写到萧齐建元元年（479）顺帝之死，时间跨度首尾达到八十年。《武帝纪》占了三卷，是本纪中记载最详尽的。它称赞宋武帝“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认为这是他“光有天下，克成大业”的重要原因。它又从东晋的“君道虽存，主威久谢”的政治局面，分析了宋武帝成功的必然之势①。《文帝纪》称赞宋文帝统治时期“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这些评论，说明了作者能够从政治得失的一些重要方面来看待刘宋的统治。
《宋书》的传共六十卷，其中杂传四十九卷，类传有《后妃传》、《孝义传》、《良吏传》、《隐逸传》、《恩倖传》，此外还有《索虏传》、《鲜卑吐谷浑传》、《夷蛮传》、《氐胡传》、《二凶传》以及作者《自序》。《宋书》的传开创了家传的形式，这是它的一个突出特点。以往的“正史”，于列传中一般很少附记传主的后人和亲属。《宋书》一改此例，首开以子孙之传附于父祖之传的风气。如卷42《刘穆子传》附有“长子虑之”、“虑之子邕”，“穆之中子式之”、“式之子瑀”、“穆之少子贞之”、“穆之女婿蔡祐”等人的传记；卷77《沈庆之传》附有“子文叔”、“庆之弟劭之”、“庆之兄子僧荣”、“僧荣子怀明”、“庆子从弟法系”等人的传记。这种家传的传记形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崇尚家族之史和谱系之学在历史编撰上的反映。沈约出身于门阀士族，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说明他的家族地位的显赫。沈约为《宋书》确定“立传之方”，这是主要的一点。《宋书》的类传首创《孝义传》，标榜“孝行”、“孝廉”。《孝义传》的序和后论说：“夫仁义者，合君亲之至理，实忠孝之所资”，“汉世士务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这里表面是讲忠、孝，但《宋书·孝义传》本身却是撇开了“忠”而大讲“孝义”。这一方面反映出来在门阀地主统治时代，门阀家族的利益往往是摆在皇室利益之上；另一①《宋书》卷3《武帝纪下》后论。
方面，魏晋以来，“禅代”频繁，统治者讳言其“忠”而提倡“以孝治天下”，《孝义传》正是继承了这种遗风。即使如此，沈约站在门阀地主的立场上，对于忠义之风的衰败也发出了感叹，《孝义传》后论末了说，“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若夫立孝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声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可以说，这是沈约不自觉地揭露了门阀地主提倡忠孝的虚伪。《宋书》作者蔑视北魏皇朝，为它立《索虏传》，反映了当时一些人的民族观和正统观，及作者的时代局限。但《索虏传》记载了北魏史事以及南北间的战争、通好、互市，大致写出了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其后论，还从历史、政治、军事、地理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反映了作者对于这一重大问题的重视。以上这几点，是《宋书》列传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时代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