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汤开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②唐嘉弘：《关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属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又《论西夏拓跋氏、嘉戎、吐蕃和羌人的族源关系》（1981年宁夏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吴天墀：《西夏史稿》。③金宝祥：《西夏的建国和封建化》，甘肃师范大学《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年第5期。也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负者。有奴隶存在的社会并不一定是奴隶社会。西夏建国后，靠对外战争俘虏奴隶而建立的奴隶社会也是不存在的，因为西夏对外掳掠战争直至西夏灭国前夕都在发生。奴隶制的存在要靠对外掳掠以补充奴隶来源，但不能反过来说，对外掳掠必须以奴隶制为其归宿①。
三、西夏的官制问题。今人的西夏史论著在谈到西夏官制时，都认为存在着“蕃官”与“汉官”两套官制，两个系统②。对“蕃官制度”的产生也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是西夏官制“除仿宋外，更保留原有之蕃官制度”（林旅芝《西夏史》）。一种意见认为两套官制之设始于元昊建国，“元昊一面采择宋制建立官职，一面又设党项官，两个系统并立”（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两套官制论者认为，其目的在于既保持党项贵族在政府里的主导地位，同时又适应汉族地主阶级建功立业的要求，以便更有效地实行统治，就像辽王朝设南北面朝官一样（吴天墀《西夏史稿》）。
两套官制之说本于吴广成《西夏书事》，有关记载说，元昊建国“始立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其制多与宋同。自中书、枢密、宰相、御史大夫、侍中、太尉以下命蕃汉人分为之，而其专授蕃职有宁令、有谟宁令、有丁卢、有丁努、有素赍、有祖儒、有吕则、有枢铭，皆以蕃号名之”（卷11）。至毅宗时“备官制”，又有“汉设等官；蕃增诸号”（卷20）云云。争论的关键是对吴广成的记述有不同理解：“蕃号”是否就是“蕃官系统”的判定。
否定西夏另设有蕃官系统者，首先考察所谓“蕃官”名称的“蕃号”出现的特定环境与历史背景，认为所谓“蕃号”，不过是西夏官制名称的西夏文字译名，它仅出现于出使宋朝的夏国使臣的本官称谓中，这是由于宋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所造成的奇怪现象，因而留载于史籍。我们在西夏同辽、金两国的交往中还找不到这种例子。这种职官名称与“蕃号”的对译，在今存的西夏文字文献中可以得到证实①。此外，从今天可以看到的西夏文和汉文有关官制的史料中，都不曾有两套官制的记载②。更多的事例说明，西夏官制中，上至国相，下至普通官吏是“皆分命蕃汉人为之”的①，因此两套官制之说，其中有一“蕃官系统”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四、人物评价。对西夏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对李继迁、李元昊和李仁孝的评价上。李继迁是西夏国的奠基者，史学界着重强调他在反对民族压迫、统一党项各部所起的作用。其次是他在吸收汉族先进生产技术和封建文化，加速党项族的发展，促进党项社会进步方面的贡献。李继迁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突出的军事才能与过人的勇敢精神，因而成为党项族的杰出领袖②。对夏国创建人李元昊的评价，着重强调他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军①张广志：《党项与奴隶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②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钟侃等著《西夏简史》；吴天墀著《西夏史稿》。①《西夏书事》卷21：“初，夏使入贡，移文延州，称使者官曰枢密，鄜延安抚使程戡奏令称使副不以官，或称领卢。领卢，蕃枢密号也。”据西夏人骨勒茂才著《蕃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枢密”西夏文”，音“领卢”。
②汉文资料如《宋史·夏国传》；西夏文资料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西夏官阶封号表》等。①《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突出的例子如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宋朝不第举人张元投奔元昊，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1041）官至国相、太师、中书令。
②徐庄：《试论李继迁的历史作用》，《宁夏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徐庄、李萌：《西夏的奠基人李事家，在创建夏国过程中的丰功伟业。征服回鹘、吐蕃，统一河西的战争，建国后对北宋与辽的战争，都显示了他作为军事家的才能；建国前后在政治制度、文化事业上的建设，表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眼光与手段。在党项族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元昊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本族独立自主的大业。元昊的私生活与家族矛盾，使他不幸中道而殂，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党项族的民族英雄称号③。对西夏“中兴”之主李仁孝的评价，着重强调他在吸收和推行汉族封建文化，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的进步措施，对西夏后期社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消极作用是，崇儒尚文导致了党项族固有的崇实尚武精神的削弱，使西夏进入了由盛而衰的时期。任得敬分国阴谋的败露，反映了西夏走向衰落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