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非血缘的居民，在一个家族组织中既包括本家族的成员，也包括来自非本家庭的奴隶（即隶人、奴婢、部曲）或收养的人，通称之为“家人”。这些家族的奴隶不同于奴隶制社会的奴隶，他们还未完全失去人格，尚可随同当兵。一般平民被称为庶人或部民，氏族贵族是指那些“官属”和“耆老”。在女真军事部落联盟时，存在着由氏族贵族组成的贵族议事会和人民大会。《金史·太祖纪》记载：“民间多逋负，卖妻子不能偿，康宗与官属会议，太祖在外庭以帛系杖端，麾其众，令曰：‘今贫者不能自活，卖妻子以偿债。骨肉之爱，人心所同。自今三年勿征，过三年徐图之。’众皆听令，闻者感泣，自是远近归心焉。”这是一次贵族议事会（在内庭）与人民大会（在外庭）同时召开的大会。会议的召集与主持者是康宗，贵族议事会参加者是诸官属，议题是讨论民间逋负与如何还债的问题。先由内庭议事会讨论作出解决方案，然后由太祖在外庭人民大会上宣布。“众皆听令”，即参加大会的民众一致通过，“闻者感泣”，即表示未参加大会的也以感泣之情表示拥护，方案的公布取得了“远近归心”的效果。但随着历史发展的要求，议事会越来越变成官僚的机构，即将由皇帝（原都勃极烈）主持的诸勃极烈（中央的最高统治机构）所代替。
在女真氏族社会的氏族部落中，出现了私人家族的家兵和部落兵——猛安、谋克。开始是非常设的，后来发展为常设的军队，猛安、谋克长成为军职的氏族贵族，并进而演变为生产、政治和军事相结合的地方行政组织。《金史·循吏传·序》记载：“金自穆宗号令诸部不得称都孛堇，于是诸部始列于统属。太祖（即皇帝位前一年）命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一如郡县置吏之法。”由以夫计的军事组织改革为以户计的地方行政组织，标志着这种制度是为建立国家而制定的。
在女真社会中，当时还没有出现私人土地所有制，但家族的占有制已经出现，土地所有制的最高权限向国家的代表者君主集中，这也是土地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一种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勃堇与勃极烈成为国家的一般官吏与高级官吏，史称为官人和大官人。勃堇、勃极烈的官制化则与猛安谋克成为社会统治的官（政事）与职（军事）的区别。实际上猛安谋克本身也分为军官、地方官与封爵。
在女真由氏族制向阶级社会的变革中，对完颜部所确定的新的条教的推行，使女真统一民族的形成以及对社会的变革起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促进了女真各部族制度的统一。女真人由分散的部族发展为统一民族的过程，也就是国家的形成过程，除内部的原因外，也有外部的原因，如辽朝的先进制度对女真的吸引和影响，女真人为了防御契丹保存自己，也加速了女真共同民族意识的形成，同时为了反抗辽朝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也加速了其政权建立的过程。
金政权的建立完颜阿骨打嗣位为都勃极烈后，便把反辽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为反辽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辽天庆四年（1114）九月，辽朝加强对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的防御，阿骨打集诸路兵誓师于来流水（今拉林河），举起抗辽斗争的义旗。接着攻占辽的宁江州、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的吐什吐）、宾州（今吉林农安东北）、咸州（今辽宁开原）。随着战争的胜利，新的占领区的扩大和降附者的增多，以及女真社会内部奴隶制的增长，旧的氏族制度已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国相撒改派其长子宗翰和欢都长子完颜希尹等劝阿骨打立国称帝，阿骨打弟吴乞买和撒改、辞不失等又劝进，终于在次年（辽天庆五年，宋政和五年）正月初一日（1115年1月28日）即帝位，国号为金，年号为收国，是为金太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