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为了巩固皇权，建国之初即改革军制，将各地军队中精壮者选为禁军，而将老弱兵士留作地方军，“初置壮城、牢城，备诸役使，谓之厢军”。以后逐渐扩大厢军的兵种，“或因工作、榷酤、水陆运送、通道、山险、桥梁、邮传、马牧、堤防、堰埭”等，都“因事募人”编为厢军，因而设立新的厢军号。诸路厢军的军号多达200以上，其中大部分军号标明了服役的内容，如维修京城的广固军、制造武器的作院军、治理黄河的河清军、维修淮河的静淮军、维护海堤的捍海军等，各州府普遍设置壮城军维修城池，牢城军则是“皆待有罪配隶之人”，从事各项杂役。以及杂作都、梢工都、桥道军、装卸军、船务军、兴造军、窑务军、司牧军、铁木匠营、酒务营、竹匠营等军号的厢军②，首都的东西八作司、南北作坊等70多个部门，都有作工匠或服杂役的士兵，也是厢军的一部分。仁宗初年，枢密使王曙说：“天下厢军止给诸役，而未尝教以武技。”神宗也曾说：“置厢军五十余万，皆以当直、迎送官人占使。”③其任务即是“擎肩舆、供伎巧、服厮役”。北宋虽曾设教阅厢军，但大部分厢军的性质未变。到南宋时，甚至“今之禁军，送③《册府元龟》卷0《帝王部·革弊》二：《五代会要》卷28《诸色料钱》下。④《唐会要》卷93《诸司诸色本钱》上。参见《资治通鉴》卷294，显德五年十一月丙戌。①《文献通考》卷65《禄秩》；《五代会要》卷27《诸色料钱》上。
②《册府元龟·帝王部·革弊》二；《五代会要》卷28《诸色料钱》下。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原注：“准汉乾祐二年敕”，二应作三。
迎出入番休寓直，与厢军无异”①，担任攻防战守的是屯驻大军。
厢军所从事的杂役，如果发生因役过重或待遇过差，以致厢军“数口之家不能自庇，于是相挺逃匿，化为盗贼者不可胜算，朝廷每有夫役，更籍农民以任其劳”②，说明民户承担的夫役已由厢军担任，在厢军逃亡的情况下，也就只好再征民户服夫役。
由于厢军承担了原先由民户所负担的日常夫役，因而“惟诏令有大兴作而后调丁夫”。南宋章如愚说：“古者，凡国之役皆调于民，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凡役作营缮，民无与焉。”③虽不无夸张，但大体上反映了宋代的情况。
宋代的普通夫役虽基本上已为厢军所代替，但黄河的治理，却并非厢军的河清军等所能全部承担。乾德“五年（967）正月，帝（太祖）以河堤屡决”，于是“分遣使者发畿甸丁夫缮治，自是岁以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毕”，这是宋代“春夫役”
的开始①。至和元年（1054）时，早已扩展为“京畿及京东、京西等路，每岁初春差夫，多为民田所兴，逐县差官部押，或支移三五百里外工役，罕有虚岁”，并且制定有“差夫条约”。而“江、淮并不点差夫役，当农隙之际，一向安闲”。因此，淮南路的仙居（今河南光山西）县令田渊向官府提出，各路也实行每年征调春夫役，兴修农田水利，虽有“诏下三司施行”，但效果不大。熙宁三年（1070），李竦说他以前任淮南路的太湖知县时，堤堰“因循不复修葺，臣因乘其农隙，劝募旁近地主，备工料兴筑”②。太湖与仙居同属淮南路西部，时距田渊建议被采纳已十多年，而太湖县情况依然如故，可见春夫役并未能普遍推行，而仍只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春夫役在正常的春季服役期间调发的（通常需要“正身”服役）夫役，称为“正夫”。如遇黄河决口等紧急调发的夫役，称为“急夫”，一般可以折抵次年春季应服的春夫役，有时还可免去部分税钱，服役时每日官给粮食二升为口食。夫役先“以人丁户口科差”，“元祐令：自第一等至第五等（户）皆以丁差”，元祐五年又改为“或用丁口，或用等第，听州县从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