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为展限，也分为三限。宋代田赋交纳时限的法令，比唐、五代更适应农作物的收获季节，也比较完备。
预催“先期而苛敛”，五代时除后唐明宗、后周世宗时期外，都非常严重。
北宋中期（含）以前和南宋孝宗时期解决得较好，孝宗以后，愈演愈烈，较之五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南宋初已是普遍现象，夏税原规定八月半纳毕，户部决定夏税必须七月底以前送到首都临安，各地就必须六月，甚至五月就要收完夏税。到宋孝宗时，送达临安的时间，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淳熙四年（1177）二月，“刘溥奏：近年诸郡违法预催夏税，民间苦之”，孝宗认为：“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采取动用南库的库金（储备的军费）临时垫交户部，解决当年的朝廷经费，待次年春季田赋解到后拨还南库，以解决田赋“夏税”的预催问题①。但在孝宗以后，预催问题日益严重。
预借提前征收本年度田赋或征收下一年及以后年度的田赋，称为“预借”。
建炎四年（1130），“于浙西民间预借秋料苗米”，是预借当年田赋。绍兴六年，“预借江、浙来年夏税绢之半，尽令折米”①，则是预借次年田赋。“绍兴和议”以后，预借的事件更是不断发生，甚至预借第三年的田赋。淳熙五年，有官员指出：“是名曰借，而终无还期，前官既借，后官必不肯承。”可见所谓预借，实际是额外增税，其后宋孝宗明令以库金归还，并“委制、总及漕臣考核实数补填。自今后预借，官以违制论，吏以盗论”①，因而有所遏制。
淳祐八年（1248），陈求鲁指出：“常赋之入尚为病，况预借乎！预借一岁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预借三岁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窃闻今之州、县，有（预）借淳祐十四年者矣”①，反映了南宋末年的严重情况。支移、折变（折纳）
民户将田赋由应交纳地点改为输往其他地方，实际是服力役。最初只实行于西、北边境，最远不超过300里，称为支移。元二年（1087），改为一、二等户300里，三、四等户200里，五等户100里，不愿支移的交纳“道里脚钱”，后又在不承担支移的地区也征收道里脚钱，多的达到正赋的三分之一以上。北宋末年，已规定随田赋两税交纳，正式成为田赋的附加税。
将田赋的谷帛折变为钱，或将钱折变为谷帛，或将谷粟与布帛相互折换，①《宋史》卷174《食货志》上二《赋税》。
①《五代会要》卷25《租税·杂录》。
①《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5。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3，建炎四年五月壬寅；《宋史·食货志·赋税》。甚至先将甲物折变为钱，又将钱折变为乙物，再将乙物折变为钱等等，称为折变（折纳）。朝廷利用抬高或降低“物价”的手段，千方百计变相加赋，以致实际交纳数达正常赋额的二倍以上。折变成了变相加赋的重要手段。绍熙元年（1190）有人指出：“古者赋租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②，反映了南宋的折变情况。
省耗、雀鼠耗及会州另有加纳十分之一谷粟，称为省耗，后唐明宗取消，后晋时恢复了省耗，并增为加纳十分之二；还增收十分之二的雀鼠耗，宋代沿袭征收。
五代时，田赋夏税收毕，州府官吏调各县有关官员来州、府核查帐目，称为“会州”或“会末”、“会钞”。属县官吏即向州、府官吏行贿，行贿费则向民户征收，又乘机勒索，成为税户的沉重负担。后周显德四年（957）曾明令禁止，宋乾德元年（963）再次下诏禁止，情况才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