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资治通鉴》卷二三○，德宗兴元元年。
兵机，率如此类”。
德宗在奉天、梁州的危机重重的时期里，虽有宰相，可是大小之事，都由陆贽出谋画策，因而陆贽有“内相”之称。由于一些权臣的嫉妒和谮毁，又由于陆贽过于骾直，德宗虽很看重他，却久久不任他为宰相。在梁州时他被任为谏议大夫。兴元元年七月，平定了朱泚之乱，德宗回到长安，仅授以中书舍人之职。但陆贽仍一如既往，“政不便于时者，多所条奏，德宗虽不能皆可，而心颇重之”。贞元七年（791）任为兵部侍郎知贡举。贞元八年，反对陆贽的宰相窦参受到贬斥，于是陆贽任为中书侍郎、门下同平章事，当了宰相。
陆贽从政之时，由于藩镇割据，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尖锐又复杂，政治斗争已发展为直接的军事对抗。李贽从维护唐朝的封建统治出发，先后向皇帝写了近百条奏疏，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主张。
第二节政治思想治乱由人，不在天命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都遭到了严重破坏。藩镇割据，山河破碎，战火纷飞。到德宗时出现了一派萧条破败的气象，田园荒芜，人烟断绝。“四海骚然，靡有宁处”①。泾原兵变后，长安失守，国难益重。但唐德宗在谈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时却说：“此亦天命，非由人事。”针对德宗的这种“国家兴衰皆由天命”的错误思想，陆贽指出把国家兴衰说成由于天命是荒谬的。认为“天视自我人视，天听自我人听，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否定了天有思想、有意志、能主宰人类社会的命运，得出了“天命在人”的结论。并说：“人事治而天降乱，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②说明了治乱由人，不在天命。陆贽还辩证地分析了“治”和“乱”的关系。充分肯定了人在治理社会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理（治）或生乱，乱或资理，有以无难而失守，有以多难而兴邦”，所以他面对于乱并不悲观失望，而是充满“治”的信心。他踌躇满志地劝诫唐德宗“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不要忧虑“乱”，不要害怕“厄运”，只要“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妖氛，旋复宫阙”③。陆贽的这种反天命，重人事的进步的历史观，构成了他治国思想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理乱之本，系于人心”
在分裂混乱之中“海内波摇，兆庶云扰”，“人心惊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①，谁要想在这种局面中取得支配地位，人心向背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陆贽进一步阐发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儒家思想，认为“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则天下固不治。”②陆贽反复强调人心的作用，这是他的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所说的“得众”、“得人心”的阶级内容当然主要是指广大农民对李唐皇朝的同情和支持，也包括在统治阶级内部取得地主阶级的拥护。那么怎样才能“得众”、“得人心”呢？陆贽曾恳切而又深刻地向唐德宗谈了自己的想法：“臣谓当今急务，在于审查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难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查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同趣，以靖邦家乎？”又说：“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情乃固，失则危。”作为一个贤明的君主必须要使“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③。当然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和农民①《陆宣公翰苑集》卷二。
②③《资治通鉴》卷二二八。
①《陆宣公翰苑集》卷二二。
②《陆宣公翰苑集》卷十二。
③《资治通鉴》卷二二九，德宗建中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