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本人也亲自撰写这类著作。他在辞世前终于将《帝范》13篇完成,于贞观二十三年(649)正式赐予皇太子李治,并语重心长地对左右大臣说:“圣躬阐政之道,备在其中矣。”唐太宗此举自然会启发后来者。《帝范》和《贞观政要》的篇名有不少是相同或相似的。两书对照(《帝范》在前,《贞观政要》在后)如下:《君体》——《君道》、《政体》;《建亲》——《封建》;《求贤》——《任贤》;《审官》——《择官》;《纳谏》——《纳谏》;《去谗》——《杜谗邪》;《戒盈》——《谦让》;《崇俭》——《俭约》;《赏罚》——《刑法》;《务农》——《务农》;《阅武》——《征伐》、《安边》;《崇文》——《崇儒学》、《文史》。可见,《帝范》12篇均为吴兢所参照吸取。唐玄宗也为总结前代得失兴亡之事,撰成《开元训诫》,说明《贞观政要》的出现并非偶然。
《贞观政要》共10卷,分为40篇,每篇的篇名反映该篇的基本内容,内容相近的若干篇合为一卷,每卷大体反映一类问题。由于此书内容是分门别类编排,因而非常便于查阅和应用。
此书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有唐太宗和大臣的对话(类于记言之书);有诏书和奏表的原文或节录(类于文集);有某件史事的经过(类于纪事本末体);有人物的传记(类于纪传体);在同一篇中所记内容基本依发生时间的先后排列顺序(类于编年体)。尽管所记内容丰富、事项繁杂,所运用的体裁也相当灵活,但不变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宣传唐太宗的德政与治术,总结能够使封建皇朝长治久安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卷有《君道》、《政体》2篇,反映的是封建“大统”问题,事涉要害,所以居全书之首。《君道》是全书的纲,各篇无论反映哪方面内容,都要归结到君王之意向指归。吴兢记载了唐太宗与诸臣论为君之道,诸如“必须先存百姓”,“必须先正其身”,“兼听”,“慎守成”等原则。《政体》篇则对朝廷机构(中书、门下等机要之司)的运转程序和政坛规范进行载录。第二卷有《任贤》、《求谏》、《纳谏》3篇,反映的是君王对臣下应有的态度。论证了君臣“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的观点。对于共同促成贞观之治的主要大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人均立个人小传,揭示出君臣契合才能致治的道理,揭示出“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过”的客观必然性。第三卷有《君臣鉴戒》、《择官》、《封建》3篇,反映的是君王与臣下的相辅相成、荣辱与共的依存关系。指出了君与臣各自应有的责任与义务,阐说“君为元首,臣作股肱,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任官惟贤才”,“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道理。
第四卷,有《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4篇,关注的是皇朝继承人问题。吴兢特立四篇从不同侧面细致地论证接班人问题。强调对太子、诸王要“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尊嫡卑庶”,“陈君臣父子之道”,“授以良书,娱以嘉客。朝披经史,观成败于前踪;晚接宾游,访得失于当代”。“勿纵欲肆情,自陷刑戮”。
第五卷,有《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5篇,讲的是伦理道德在求治中的作用问题,记录了太宗非常重视仁义忠孝观念的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