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诸夷传》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和一些外国历史的记载较详，有其有利的客观条件。由于梁、陈时代佛教兴盛，中外僧人往来增多，加之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使人们对外部世界了解加深，思廉所能参据的史料也就相应丰富。
姚氏父子并有文名，为时人所重，思廉对文化亦有特殊的兴趣，梁、陈二书卷数不多，文化史料却颇多。思廉多为学者立传。《梁书》的《儒林》、《文学》两传就为四十二名学者立传，另外《处士》传中也多记学者。《陈书》的《儒林》、《文学》传，也为三十一名学者立传，还有些学者另外立传。著名学者如范缜、锺嵘、刘勰、阮孝绪、裴子野、顾野王、沈约、徐陵等人，都有内容较详的传，他们的事迹及学术成就得以保存。思廉较多地记载了史学史方面的宝贵资料。梁、陈二代较知名的史家都有传，并录其著述，有时略加评论，或注明其著作是否行世。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较快发展。梁、陈二代，佛教极为兴盛，对社会生活影响很大。姚思廉注意到了这一社会现象。他如实记载涉及佛教的史事及重要信佛事例，如《梁书·武帝纪》记述梁武帝数次舍身寺院而又由群臣重金赎回。《陈书·傅縡传》记傅縡笃信佛教，收录其关于佛教的论辩文章《明道论》，长达二千五百余字。《梁书·范缜传》叙范缜“卓越不群而勤学”，“盛称无佛”。与竟陵王萧子良辩论，“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传中收录了《神灭论》这一篇幅较长的哲学史、思想史的珍贵文献。这篇论文对佛教泛滥而造成的蠹俗害政的恶果给予了深刻揭露。“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较形象地刻画了范缜大无畏的战斗者形象。
二、是文风朴实。梁、陈二书全用散文写成，其语言通晓简练，在唐初“八史”中首屈一指。六朝盛行骈文，唐初行文仍多用骈文。但这时的骈文已失去了它在勃兴时对文化产生的积极作用，表现为专意注重辞藻用典，过分强调音韵对偶。这种形式主义文风往往影响思想内容的表达，颠倒了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主从关系。就史书而言，唐以前的《宋书》、《南齐书》，叙事及论赞时用骈文。贞观年间所修《晋书》，其论赞仍喜用骈文。唐太宗亲撰的四篇史论即用骈文写成。可见唐初仍有崇尚骈文的风气。但姚思廉坚决抛弃以骈文写史的做法，代之以朴实、准确的散文。清人赵翼对《梁书》的散文大加称赞：“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①。这一见解是非常正确的，一般学者都认为韩愈是唐宋古文运动发起者，但韩愈（768—824）为中唐人，而姚氏父子在梁至初唐之际，就以实际行动开拓古文运动了。姚思廉仿司马迁笔法，常常引用当时口语，既能反映时代特点，又能使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古文自姚察始》条。
文字活泼通俗。如《梁书·侯景传》记僧通与侯景对话：“僧通取肉揾盐以进景。问曰：‘好不？’景答：‘所恨太咸。’僧通曰：‘不咸则烂臭。’”思廉运用语言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使人物语言个性化。符合人物特定的身份、经历、环境，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如《梁书·曹景宗传》中曹景宗的一段自白就很自然、生动。思廉还在梁、陈二书中经常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对文风的见解，如在《梁书·简文帝纪》、《梁书·裴子野传》、《陈书·蔡景历传》、《陈书·江总传》等，都推崇古文，批评浮艳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