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既重视读史，他劝人看《左传》、读《史记》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吕祖谦十分重视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记》12卷（通释3卷，解题12卷），就是一部本拟“起春秋，后讫于五代”的编年体通史。③可惜天不假年，他只写到汉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过，从他留下的这部分书看，这是一部严谨的史著，连对吕祖谦教人读史颇有微词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其书甚妙，考订得子细”④。这部书，每个事目都注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注明：“以鲁史、《左传》修。”每条都如此，一丝不苟。本书另附通释3卷，解题12卷。吕祖谦说：“《大事记》者，列其事之目而已，无所褒贬抑扬也。熟复乎通释之所载，则其统纪可考矣。解题盖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记大事无待笺注者，更不解题。”①可见解题就是笺注读这一条应当掌握的知识。仍以上条“孔子卒”为例，解题说：“鲁史、《左传》皆书己丑。杜预曰，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这的确都是“职分之所当知”的事。而通释，则正如陈振孙所说，是“经典纲要，孔孟格言，以及历代名儒大议论”②。“学者考通释之纲，玩解题之旨，斯得先生次辑之意云”③。
吕祖谦于读史极下功夫，有《十七史详节》273卷传世。诚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说：其书“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④。看来这是吕祖谦读史时随手抄出的，具有选本性质，故得流传。
另一较有影响的史著是《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虽是“为诸④《东莱太史别集》卷10《尺牍四·与陈同甫》。
①《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②《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③引文见吕祖谦《大事记原序》。
④《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①《大事记解题》卷1《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条。
②《直斋书录解题》卷4。
③李大存：《大事记后序》。
④《四库总目》卷65《史部·史钞类存目》生课试之作”⑤，却多有吕祖谦的真知灼见。全书共4卷，选《左传》文66篇，分析透彻，议论明达，不少地方，阐发了他卓越的史学思想。如在《曹刿谏观社》一文，吕祖谦便盛赞了史官的直笔。他说：“当是时，人君之言动，史官未有不书者。为君者视以为当然而不怒，为史者视以为当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遗直也。其后管仲之戒齐桓也，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虽是，而已开作而不记之端也。又其后，周王之私犒晋使也，曰，非礼也，勿籍。周王之所举已非，而且显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时之史官世守其职，公议虽废于上，而犹明于下。以崔杼之弑齐君，史官直书其恶，杀三人而书者踵至。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敝，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增损汗简之半辞，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是果谁之功哉！”又说：“使其阿谀畏怯，君举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据乎？无车则造父不能御，无弓则后羿不能射，无城则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①这种对古代史官的高度评论，在理学大盛的南宋，可谓不同凡响，反映了吕祖谦重视史学、重视文献有征的求实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