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辱议和，南北分立既然以偷安东南为既定国策，那么向金朝屈辱妥协就必然的了。高宗自即位以来，谋求与金议和便是他一直努力的目标。而金朝也看透了这一点，在武力暂时还不能吞灭南宋时，便“以和议佐攻战”，向高宗诱降，以求攫取更大的利益。绍兴七年（1137），金熙宗觉得利用“伪齐”刘豫的力量夹攻南宋已无多大收效，便废掉“伪齐”，准备以刘豫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南宋，而让宋高宗像刘豫那样向金朝称臣，贡纳岁币。高宗得报，欣喜万分，他不顾主战派将领和群臣的反对，以“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欲屈己求和”为借口①，任秦桧为右相，代表他于绍兴九年（1139）接受和议：金朝把河南、陕西“赐予”南宋，南宋向金朝称臣，并每年向金朝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
在军民抗金的大好形势下，宋高宗却屈辱妥协。但金人并不满足，和议后仅一年，金兵又撕毁和议，再次挥兵南下。金兵的南下遭到岳飞等抗金力量的沉重打击，无功而返。然而，高宗无视军民的抗金胜利，伙同秦桧继续向金朝求和，并收回三大帅兵权，将岳飞逮捕下狱，以向金人表示议和的决心。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在绍兴九年和议的基础上再作退让，以东自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割去河南、陕西半数土地，与金朝达成新的和约。高宗向金帝进誓表曰：“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②以此换得对东南半壁江山的偏安。
宋高宗在偷安东南几十年的统治生涯中，迫于时势，则又不得不在生活等细节上约束自己，克勤克俭，装点“中兴”门面。具体而言，首先在生活上较注意俭约。建炎二年，在扬州时，有人献宣和间器具，其中有螺钿桌椅，精巧奢靡，为了标榜俭约，高宗将“螺钿椅桌于市中焚毁，百姓观者，莫不悦服”③。他意识到自己处于非常时期，不能与承平之主相比，因此在日常饮食起居方面不敢讲究。建炎年间，他睡的是白木床，上面只铺一层蒲荐黄罗褥。他对大臣说他不太喜欢吃肉，而多食蔬菜、豆腐；他还认为器具物品只要适用便可，不必美观，因此他准备把宫中的金酒器折为黄金五百两赏给有功将帅①。其次，他还能注意农桑。诏令将帅在恢复区营地屯田，鼓励农耕。②《宋史》473《秦桧传》。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绍兴八年。
②《续资治通鉴》卷125，高宗绍兴十二年。
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建炎二年。
①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5、卷109、卷101。
为了表明重视农桑，绍兴六、七年间，在宫中亲自种稻养蚕，“欲知民间蚕熟与否”，“亦欲知稼穑之艰难尔”②。不贪女色，不专用宦官，也算是高宗有别于其他昏君的一个特点。高宗曾自称“朕不喜与妇人久处”③，他于建炎元年曾得一子，三岁时早夭，此后高宗再无子嗣。他使用宦官，“备扫除趋走而已”，“未尝假以权也。每观汉唐之祸，及近时之变，故不得不防渐杜微”④。他有较好的学习习惯，每日都有固定的读书时间，早上批阅奏章，午后读《春秋》、《史记》，晚上读《尚书》，“率以二更罢”。他尤其喜欢念《左传》，“每二十四日而读一过”。他还安排经筵为他讲《资治通鉴》，节假日也不间断⑤。他对史书很感兴趣，不但通过读史了解以往史事，对史书编纂优劣也有自己的看法，有人说陈寿《三国志》写得也不错，而他却认为：“寿颇简略，事实多在注中，又诸家互相矛盾。”⑥表明他毕竟认真读了点书。遗憾的是，高宗读史不能致用，历史上许许多多抵御外敌、捍卫主权，兼听纳谏、任用忠良的明君事迹对他不起丝毫作用，枉费一生读史，却落得个“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的可悲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