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南宋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战线。绍兴八年（1138），高宗正式在临安（今杭州）建都，维持着半壁江山的统治。
猜忌将帅，重用奸佞与逃跑、求和的政策密切相关的是宋高宗在朝内猜忌诸将，重用奸佞，而这种政策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原因。首先，防范武将、守内虚外是北宋立国以来世传的“家法”。自宋太祖以来宋朝诸帝对于武将一直抱有猜忌心理，他们惧怕武将在战争中发展力量，而最终造成对皇权的威胁。因此他们不敢放手让武将用兵，要时时限制或者剥夺武将的兵权，甚至在战争有利的情况下也宁愿赔款求和，而不让武将在战争中发挥更大作用。正如清代学者王夫之所说的：“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鉴高桥之己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至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锓削。”①宋高宗更是把这一套祖宗“家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早在宋高宗倚靠诸将，应付金兵追逐之际，就暗示诸将不能拥兵自重。
他为韩世忠手书《郭子仪传》，要求大将们向唐朝名将郭子仪学习①。向郭子仪学什么呢？高宗认为，郭子仪虽总兵在外，功高名著，但心专朝廷，时时听从召唤。他又以郭子仪的事例告诫另一位大将张俊说：“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②这是在警告诸将，必须谨尊朝廷之命，否则不但身有不测，还祸及子孙。
之所以要限制诸将，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宋高宗对主战派将领们恢复中原，迎回徽、钦二帝的主张极其反感，他怕钦宗回来夺了他的帝位。个中原委当然高宗不便明言，但他的实际行动却很能说明问题。还在建炎元年时，太学生陈东、欧阳澈因上书请求高宗亲征北伐，迎回徽、钦二帝，就被高宗斩首。高宗即位后，虽然口头上也说要迎回“二圣”，但实际上经过“和议”的反复交涉，最后只是迎回徽宗的梓宫和韦后，而让钦宗客死异国。在抗击金兵的战争中，高宗更是对将帅严加控制，生怕他们“张皇事势”，“却致引惹”，而甘愿放弃胜利成果，与金议和。绍兴十年（1140），岳飞在郾城大败金兵主力，先锋部队克复了郑州、洛阳，并得到黄河以北忠义民兵的响应，准备收复河南全境。然而，高宗、秦桧却接连下令要岳飞退兵回朝，并先期撤回东路的援兵，迫使岳飞“忍令十年之功毁于一旦”，从郾城退军。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秦桧准备进一步向金朝投降，于是在四月间召张俊、韩世忠、岳飞进京，一举收回三大帅在外的兵权。年底，高宗等人为了除去心头之患、向金人献媚，又将岳飞父子杀害。明代文士文徵明为岳飞庙作《满江红》词曰：“岂不惜，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①要控制将帅，投降偷安，就得信用一些趣味相投的奸佞之臣。高宗即位①王夫之：《宋论》卷10。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建炎四年。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
①转引自徐阶编《岳武穆遗文》。
之初，先是重用黄、汪，罢黜李纲，一味南逃。建炎四年（1130），秦桧从金朝南下，劝高宗向金兵求和，正合高宗心意，喜曰：“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称“又得一佳人”②。不久，他就把秦桧提拔为宰相，因迫于舆论压力，中间曾将秦桧罢相，但数年后，又重新起用，并言听计从，听任秦桧专擅国柄，横行朝中，直至老死任上。《宋史·高宗纪》说他使“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这些评论是很中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