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作风是正派的。为人处世，刚正不阿。为了国计民生，敢于直言极谏，不怕贬官，不避刑戮。骂高若讷，驳吕夷简，其意气之盛，至今令人神往。及遭陷害，力请辩诬，襟怀坦然，难进易退。正如韩琦所称赞的那样：“公之进退，远迈前贤。合既不苟，高惟戒颠。”①也正是由于具有这样正派的作风，才具有朴实的学风。他作学问，力求真实，不立异论。为学如此，为文也是这样。他主张文章要“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②反对“好为新奇以自异。”③他既不赞成唐代元结和樊宗师的“以怪而取名”，也曾力矫当时“以诡异相高”的所谓“太学体”④。欧阳修自己的文章写得平易自然，影响了宋朝一代的文风。古人所谓“其身正，下令而行”，欧阳修自己的文风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
①《王文公集·祭欧阳文忠公文》。
②《欧阳文忠公集·与黄校书论文章书》。
③《欧阳文忠公集·集古录跋尾·唐韦维善政论》。
④《栾城后集·欧阳文忠公神道碑》。
第三十五章曾巩第一节生平政事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西）。自称“家世为儒”①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宋史》称曾巩年幼“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②。“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③。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到十六七岁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始知爱好，并努力学习④。到二十岁后，“欧阳修见其文奇之”⑤大约就在这时，他曾给欧阳修写信，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淳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曾巩当时少不更事，而能有这样的看法，很不简单，所言者虽有所未尽，但大体符合实际。又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与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确不凡近。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因此，曾巩上书之后，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据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讲，欧阳修见到他之后，曾对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欧阳修还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其文云：“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此序作于庆历二年（1042），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