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制进士科之外，有明经、明法、童子等科，称为诸科。明经科只是“帖经墨义”，因而应举者多，后晋时“每岁明经一科，少至五百以上，多及一千有余”，且“多不究义，唯攻帖书”，文理也不甚通，天福五年（940）被废，但开运元年（944）又重设①。
唐制有童子科，“童子举人，取十岁以下者，习一经兼《论语》、《孝经》，每卷诵文十科全通者与出身”。由于考试简单，弊端很多，开成三年（838）曾明令禁止荐送，但“虽有是命，而以童子为荐者比比有之”①，为五代所沿袭。到后唐天成三年时，已是“或年齿渐高，或精神非俊，或道字颇多讹舛，或念书不合格文”，因而诏令“委主司精专考校”。童子科应试时“止在念书”，大多“背经则虽似精详，对卷则不能读诵”，中举后回乡，等着年长后“取官”，“更无心而习业”，因而于后晋天福五年停废，开运元年又重设②。
五代自后梁开平二年开科取士，至后周显德六年（959），除后梁、后晋时曾停举数次外，“至于朝代更易，干戈攘抢之岁，贡举未尝废也”。每科进士少至4人，多亦只25人。五代前期，诸科中举都少于进士，通常只有数人，后唐长兴三年（932）取进士8人，而诸科达81人，开诸科取士多于进士的先例；后晋天福六年取进士1人，而取诸科达45人。自天福九年起，诸科取士多于进士，遂成惯例。
自唐代中期以后由礼部侍郎主持贡举，其后也常以其他官员主持科举，称“知贡举”或“权知贡举”。后梁乾化元年（911），以前任宰相、尚书省②《金史》卷45《刑志》。
①《金史》卷45《刑志》。
①《旧五代史》卷148《选举志》。
①《五代会要》卷23《选举杂录》。
②《旧五代史·选举志》。
长官左仆射杨涉知贡举。贡院虽属礼部，“五代时，或以兵部尚书，或以户部侍郎、刑部侍郎为之，不专主于礼（部）侍（郎）矣”。
五代时，“偏方小国，兵乱之际，（贡举）往往废坠”③。“十国”大多不举行科举考试，举行科举考试诸国如南唐、南汉、后蜀、闽诸国，举行不常且不严格。如南唐保大十年（后周广顺二年，952），“以翰林学士江文蔚知礼部贡举，放进士王克贞等三人及第，旋复停贡举”。又因徐铉建言，保大十二年再行贡举，直至宋军兵临都城金陵城下，亡国之年的宋开宝八年（975），仍举行科举考试，“放进士张确等三十人”④。科举中还不时发生舞弊行为，后蜀范禹偁“掌贡举，贿厚者登高科，面评其直，无有愧色”①，即是一例。
学校五代沿唐制设国子监，后唐明宗时“政皆中道，时亦小康”②，重视教育，天成三年（928），“朝廷以国庠事重”，以宰相崔协兼判国子监长官国子祭酒，定国子监生二百员为额，“又请颁下诸道州府各置官学；如有乡党备诸文行可举者，录其事实申监司，方与解送”，并制定了相关制度，学校制度逐渐完备，史称“举职”。“当监旧例，初补监生有束脩钱二贯文，及第后光学钱一贯文”，以“备监屯修葺公使”③。但监生只是挂名国子监以应科举考试，并不认真读书。马端临所说：“史所言，多有未曾授业，辄取解送（应举）者，往往乱离之标，其居学者亦皆苟贱冒滥之士耳”④，可说是五代国子监学的最好概括。
“十国”也有设立学校，如南唐昇元二年（938）设立太学，南汉乾亨四年（920）设立学校，后蜀设立华阳（今四川成都）县学之类。
五代十国时，私人设立学校之风较盛，自初学文化至研读学问的学馆、书院皆有。著名的如南唐昇元四年，“建学馆于白鹿洞，置田供给诸生，以李善道为洞主，掌其教，号曰‘庐山国学’”①，属于官办或民办官助性质。后周末“孙兰，治《左氏春秋》，聚徒教授”②，则属私人讲学，其门人在北宋建立的次月，参加北宋的首次科举考试。宋州（今河南商丘南）杨悫、戚同文相继聚徒讲学，自后晋延续至五代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