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小说,最早的是托名汉刘歆著的《西京杂记》。《旧唐书·经籍志上》称:“《西京杂记》一卷,葛洪撰。”《新唐书·艺文志》也作“葛洪《西京杂记》二卷”。但此书内容庞杂,人物轶闻轶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专门记载人物轶事的小说故事最早的,大约是东晋裴启的《语林》。此书收集了汉魏以来一直到东晋穆帝时的门阀世族,名士显宦的言行轶事。所记故事新颖,文笔清新,当时曾风行一时。东晋末年,又有郭澄之仿裴启《语林》的风格体例,著《郭子》三卷。
这类书中,最负盛名而至今尚存的是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义庆的《世说新语》。《宋书·宗室·临川烈武王道规传》附《义庆传》对他编纂《世说新语》没有记载,只载他在徐州时“撰《徐州先贤传》十卷,奏之”,“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招聚文学之上,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大约《世说新语》就是陆展、何长瑜、鲍照这些人集体为他编纂的。
梁武帝时,刘孝标又为《世说新语》作注,征引广博,用书四百余种。
原作有误,则加以纠正;事有不详,则详加引释。其考证之详确,征引之繁富,可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媲美。
《世说新语》的语言特色,是简明而有风致。它保存了当时一些口语。
文字简练,往往通过三言两句就能把一个人物性格面貌勾划出来。
文学评论文学评论的专著也在这时期出现了。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艺术为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而已集》)。文学的自觉包含着对文学的反思,也包含着文学批评。
先秦典籍和两汉著作中,多有一些片段文字评论文学作品,但没有文学批评的专门著作。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出现了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和锺嵘的《诗品》等专门批评文学作品的著作。
建安时期人的觉醒和文学创作的活跃及自觉精神,是文学批评的社会基础。汉末评论人物的清议,由人到物,对文学评论的出现也有影响。
曹丕《论文》对文学作品所以出现体裁的不同和作品优劣差异,都提出了看法。《论文》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宜丽。此四科不同。”又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如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已看到各体作品,有不同的要求,奏议要求雅,论说要求说理透,铭诔要求实,诗赋要求华丽。气,是各人所具的聪明才智,各人聪明才智有高低,作品自然有高低。这是不可强求的。曹丕对文学作品的这些认识,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产主了积极的影响。
《论文》提高了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地位。汉朝统治者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作“博奕”,而《论文》却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文学作品的价值,比寿命、荣乐还高,这就高度评价文学作品的功能和价值,抬高了文学家和作品的社会地位。
西晋陆机作《文赋》。《文赋》探讨文体的风格特征,提出了十种文体,比曹丕的文体分四科要细密。《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论精微而朗畅”,于作品的形式之外提出对作品内容的要求,比《论文》只讲形式的提法更进了一步。陆机《文赋》还对创作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作了比较细致的论述。但从总的方面看,《文赋》仍是重视文字技巧,对作品内容要求不够。刘勰《文心雕龙》批评陆机的《文赋》是:“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就指出了《文赋》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