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手抄的蓝纸本上很快就写满了诗，歪歪斜斜的线，粗细不一的字，就像一个蜂巢。小诗人很快用自己的热情把封皮揉皱了，然后又把边角磨得坑坑洼洼，卷起的边像一个个爪子，似乎要把里面的诗紧紧攥在掌心。后来，不知它被扔进了哪条河，书页也被仁慈地冲走。不过，它摆脱了被印刷机碾轧的悲惨命运，也免去了评论家们的指手画脚。
不得不承认，相比诗的内容，我更热衷于到处宣扬自己在写诗。沙特戈利先生不是我所在班上的老师，却很喜欢我。他写过一本有关博物学的书——这一点，我可不希望哪位爱抖机灵的幽默家，把他对我的宠爱与那本书中的内容瞎联系。有一天，他把我叫到跟前：“听说你在写诗，是吗？”我没有隐瞒。从那以后，他经常交给我一两行诗，让我把后面续完。
我们学校的戈温德老师皮肤黝黑，又矮又胖。他是督学，总爱穿一身黑色套装，坐在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手里不停地在注册簿上写着什么。谁犯了事，由他负责惩罚，所以我们都很怕他。有一次，为了不挨几个同学的欺负，我躲进了他的办公室。对方是五六个大孩子，而我孤零零一个人——还有我的眼泪做证。我打赢了这场“官司”，从那以后，戈温德先生的心中为我预留了一个庇护所。
一天课间休息时，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我战战兢兢地走进去，还没走到跟前，他就问我：“听说你写诗？”我承认了。他委托我写一首道德训诫诗，内容讲什么的，我忘了。像戈温德先生这么严肃的人，居然请求我写诗，这种亲切感，只有他的学生才能领会。第二天，我把写好的诗交给他，他把我带到高年级的教室里，让我站在同学们面前。“念吧！”他说道。于是我就大声念起来。
这首训诫诗唯一值得夸赞的地方，是它没多久就被大家遗忘了。班上同学们的反应和道德训诫完全不沾边——听完这首诗，听众非但没有对诗人表达出半点崇敬之心，反而在台下窃窃私语，断定这肯定不是我写的，有个孩子甚至说我是抄的，他连我抄的那本书都有，当然，也没人当真要他拿出那本书。对于那些相信我的人，证明起来也很麻烦。从那以后，追求诗名的人数量激增，而他们所钟爱的题材，自然与道德训诫无关了。
如今，小孩子写诗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诗人的头顶早已没有了光环。我记得早些年，姑娘要是会写诗，简直会被捧上天，而现在要是有人说哪个女子不会作诗，才是一件怪事。孩子们还没有升入孟加拉学堂的高年级，诗才的幼苗就破土而出了。戈温德先生要是活到现在，肯定不会对我的诗有什么惊讶之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