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过去，转眼到了二哥回国的时候，父亲来信让我和他一起回家。我为此欣喜不已，因为印度的天空和阳光时刻都在无声地召唤我。当我跟司各特太太道别时，她拉着我的手，抹着眼泪。“这么快就要离开，”她说，“那你当初又为啥来我们家呢？”如今，伦敦城大概已经没有这户人家了，博士家的有些成员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还有的不知飘零到了何方，但是它会永远活在我心里。
一个冬日，我走在坦布里奇韦尔斯的街头，看见一个人站在路边，脚上没穿袜子，**的脚趾从破了洞的鞋子里伸出来，胸口也露在外面。也许这儿禁止乞讨，他没有吱声，只是抬头瞧着我的脸。我从兜里掏了一些钱给他，也许是给得太多了，我还没走出几步，他就追上来：“先生，你错给了我一枚金币。”他想把金币退给我。这样的事儿在其他地方也发生过，我已经习以为常了。第一次来托基城的火车站时，有个脚夫帮我把行李从火车上搬下来，扛到出租车上。我钱包里没有零钱，于是在出租车启动的时候，给了他一两个半先令的银币。不一会儿，我看到他气喘吁吁地追赶我们，呼叫司机停车。我还以为他是不是觉得我是个愚蠢的外乡人，想多敲点竹杠。车停下了，他走过来说：“先生，你肯定是把半先令当成了便士给了我！”
在英格兰时，我不敢打包票没有被人骗过，但都是些小事，不值得往心里去。而且我越来越觉得，可信任之人，才懂得如何去信任别人。我只是个不知名的外国人，就算是买东西不付钱，也没人知道，而且再次光临那些伦敦的店铺时，店主们谁都不会怀疑我。
我待在英格兰的那段时间，被卷入了一场闹剧。我偶然认识了某个高级官员的遗孀，丈夫是英裔印度人。这位寡妇总是亲昵地叫我“茹比”。为了纪念亡夫，她请一位印度朋友用英文写了一首挽歌，这首歌写得好不好，用词贴切不贴切，我无意评说。让我倒霉的是，作者偏偏指明这首挽歌要用比哈格曲调来唱，于是有一天，这位寡妇找到我，求我用这个调子给她唱这首挽歌。我像一个顺从的傻瓜，一时心软，便答应了她的请求。看样子我是不二人选，能把比哈格曲调与滑稽的歌词融合在一起，完成这项荒唐的任务。寡妇听了印度人用印度的曲调为亡夫唱的挽歌，似乎被深深打动了。我心想这事儿就这么应付过去了吧，谁知一切还远远没有结束。
后来在社交聚会中，我经常与这位寡妇相遇。宴会过后，男女宾客都来到休息室里，这时她又求我唱那首比哈格调的歌谣，而其他人也想听听来自印度的曲风有多么独特，也纷纷附和她。接下来，她从口袋里掏出印有那首挽歌的谱子，我的耳朵立刻涨得通红，耳畔嗡嗡响，被逼无奈，我只好低着脑袋，声音发颤地开始唱歌。我很清楚，这首歌除了我之外，谁也听不出内容有多么凄婉，一曲终了，客人们强忍着笑声，齐声说“真是谢谢你”“太有趣啦”。虽然是冬天，我却出了一身汗。谁会想到，这位高级官员的离世，会给我造成如此沉重的打击！我跟他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在这之后，我住在司各特博士家，在伦敦大学学习，很久没见到那位寡妇。她住在城外，离伦敦比较远，但她经常写信来，邀请我去她家做客。出于对那首挽歌的恐惧，我始终没敢接受她的邀请。有一天，我接到她发来的紧急电报，当时我正在去学院的路上，回国的日子渐渐临近。我觉得既然就要走了，离开英格兰前应该再去见那位寡妇一面，所以就去了。
出了学校，我没有回家，直接到了火车站。那天的天气糟透了，雪也大，雾也浓，冷得刺骨。我要去的是这条线路的终点站，我可以安心地坐在车厢里，不用跟人打听什么时候下车。
